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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 管理蒙古,得学建奴】


  由于杨涟等人在帮助熹宗即位时出了很大的力气,因此,熹宗对这些东林党人也是非常信任,言听计从。

  可惜东林党好的少,烂的多,本质是大地主集团,这帮人起来对皇权是不利的。

  加上魏忠贤和突然冒出来的韦爵爷都是厉害人物。

  所以,眼下天启朝还算太平,阉党也按照正常历史,一家独大了。

  几天后,内喀尔喀的各个部族忽然开始往喜峰口和古北口方向跑。

  虽然之前建奴已经隐隐约约的得到了一些消息,可并没有太当回事,现在内喀尔喀部族几万人忽然大规模迁徙,这就坐实了他们已经与宝军达成了协议的事情。

  最气愤的还不是建奴,而是科尔沁的宰桑布和,“卓里克图这老家伙太狡猾了!私下和韦宝达成了协议,把我们给甩了!还是我最先对他说要和韦宝接触呢,太狡猾了!”

  “父亲,说不定那老家伙就是一直装傻,可能他早就在和韦宝接触了!现在我们很被动,内喀尔喀要是投靠了韦宝,我们科尔沁一家,怎么供应的了金军庞大的粮食。”

  此时的宰桑布和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感觉很懊恼,很后悔。

  其实他是可以比卓里克图更先一步投靠宝军的,因为宝军不但与内喀尔喀有接触,也一直与他们有接触,是他自己一直摇摆不定,错失了良机。

  卓里克图主要是妹妹和女儿都在建奴那边,感觉与建奴的关系更加亲近,加上对韦宝并不了解。

  再加上辽东战事扑朔迷离,虽然建奴接连吃亏,但宝军似乎拿建奴也没有太多办法。

  而建奴对蒙古的办法,肯定比宝军多,宝军的骑兵数量太少,对草原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加之宰桑布和从来没有想过把部族都迁移到关内去,想都没有这么想过。

  蒙古人在明朝两三百年的打击分化之下,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时期那个纵横天下的蒙古了,甚至对17世纪虚弱的明朝都造不成威胁。

  明末时期的蒙古四分五裂,漠南最强的林丹汗号称蒙古大汗,但也只在漠南得到承认罢了,还有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各自为政。

  蒙古大汗只能支配辽河套的察哈尔部,分为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八个鄂托克,仅被漠南诸部奉为名义上的共主。

  漠北、漠西都不认他。

  最强的林丹汗也不过两三万骑兵,首先兵力上有很大劣势。

  而且在明朝经济打击之下,装备落后,远远比不上能从大明持续获得补给的后金。

  历史上,林丹汗一直被后金打得抱头鼠窜,最后被打得逃离漠南,憋屈而死。

  他的儿子额哲隔年投降之后,蒙古帝国道统也被后金抢了。

  皇太极灵活运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拉拢部分蒙古部落,充分发挥“八旗制度”的优越性,慢慢就把蒙古控制住了。

  从经济结构上讲,漠北的蒙古各部多半还是游牧状态,而彼时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都已经不是题主认为纯粹的渔猎民族了,而是有城寨可以居住的半农半猎民族。

  这与两者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东北在很早就已经开垦种地,而蒙古高原至今也就只有漠南适合大面积耕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哪怕当时的蒙古高原各部不分裂,也凑不出一支“几十万的大军”。

  即使是成吉思汗时代,也是蒙古高原最繁荣的时代,在册户数也就五六万户。

  蒙古四次西征每次也就数万兵力。

  从组织架构来说,围绕古代中原建立的政权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内姓部落为主导,外姓部落为仆从,多个游牧部落组成的部落聚合体。

  一般习惯称之为“游牧汗国”。

  他们的首领一般叫“可汗”或“单于”,由内姓部落各酋长直接选举产生,军事民主制。

  然而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坏规矩的搞成世袭继承。

  而这就很容易由继承问题引发内耗,比如“诸弟之乱”。

  当内姓部落在草原的实力在内耗中下降之后,新崛起的强部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建立自己的内姓部落集团重新主宰草原。

  这类纯游牧政权比如: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甚至明初的北元也是有元朝体制空壳包装的游牧汗国。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气球”看似很强很大,但实际上一扎就破。

  内姓部落对草原的统治靠的是威望,而这种威望是建立在内姓部落的实力和影响力之上。

  所以只要盯着内姓部落决战,消耗它的有生力量或者灭掉它的威风,草原自然而然就会“改朝换代”。

  汉朝就盯着匈奴决战,恨不能像打霰弹枪一样多路出击,宁可一堆人在茫茫草原、戈壁上迷路到无功而返,只要有一路找到匈奴核心部落,逼它决战就能把匈奴打到崩溃。

  唐朝也是就盯着东突厥决战,然后一战把突厥打到失势龟缩在漠南,薛延陀趁机崛起占据漠北。

  然后又决战沉重削弱薛延陀势力,回纥可汗吐度迷乘机帅部投唐并联手灭了薛延陀,随后请求唐朝管辖漠北,这才有了都护在燕然。

  明朝朱棣五征漠北,三次就追着太师阿鲁台部打,可能总计也就杀伤几千人。

  然而阿鲁台在草原的威望被这么打的下滑很快。

  不久瓦剌部的脱欢成为了草原众望所归的猛男,打败了阿鲁台势力,瓦剌暂时统一了草原。

  而他的儿子正是后来明英宗的小迷弟“也先”。

  另一种政权就比较可怕了,它的制度基本上就是抄袭中原王朝的。

  在汉人农耕的地盘就用中原王朝统治方式在地方设立州郡长官、节度使,杜盗匪,劝农桑,立学堂。

  但在草原游牧区,就编户齐民并按等级分工合理调配各部牧区。

  它们的统治者一般称为皇帝或者大王,都实行世袭继承制度。

  相对于前者游牧汗国而言,这种政权的组织架构更稳固,民族凝聚力更强,不容易爆发内部矛盾。

  即使被外族打到亡国还可能焕发第二春,比如辽朝与西辽,很容易死灰复燃,抗打击能力很强大。

  这类政权还有高句丽、金朝、辽朝、西夏朝、五胡十六国、成吉思汗时期的大蒙古国,以及后金。

  这种政权是绝对不可能靠几次决战就能打败的,相反会在上升期不断壮大和吸走各种文明的精华,成就大一统之势。

  明政府在建立之初,曾重创蒙古草原政权。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明将徐达等率军攻占大都,惠宗北奔上都。

  至正二十九年,1369年,常遇春、李文忠攻占上都,惠宗北走应昌。

  左副将军李文忠等率东路出居庸关,直克应昌,惠宗之孙及后妃、诸王、官吏等多人被俘,解往京师。

  时元惠宗已卒,太子仅以数十骑败走和林,在和林即皇帝位,年号宣光,以明年为宣光元年。

  宣光元年,1371年,明军十五万兵分三路,出击漠北。

  中路与东路为北元所败,此后战局陷入胶着。

  宣光八年,1378年,北元汗死去,庙号昭宗。其子继任为元朝皇帝,称乌萨哈尔汗,年号天元。

  天元十年,1388年三月,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

  四月,到捕鱼儿海,奔袭北元汗帐。

  北元惨败,乌萨哈尔汗带着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丞相失烈门等数十人逃往和林方向,行至土剌河一带,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

  捏怯来、失烈门南下,投降明朝。

  经此一役,乌萨哈尔汗的次子地保奴、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为明军俘获。

  至此,黄金家族对蒙古高原的统治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明朝成功实现了对草原的去中心化。

  但同时,明朝也陷入了前代中原王朝的相同困境,如何在已经破碎化的草原建立有效统治。

  这是中原王朝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韦宝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绝对不能放任不管。在内亚语境下,牧区的权力真空不会持续太久,总会自发生成新的权力中心,这在前代已经有所体现。

  如汉灭匈奴,而鲜卑兴;唐亡突厥,则回鹘起。

  即使能铲除一个游牧政权,很可能不到十年又会出现新对手。

  其次,明又无力针对牧区进行直接统治。直接统治的核心在于控制人口和土地,而在牧区,这已经超出了明政府的能力圈。

  在农耕区,只要在交通要道建立城池,编户齐民,统计耕地,就可建立起基层税收、团练体系。

  但在牧区,各部落逐水草而迁徙,即使能被禁锢一时,但人可以逃亡,反正牧场到处都是。

  最后,明代试图采取了一种间接统治的策略。

  修长城,戍九边。

  长城的目的有二,一是军事防御,二是贸易控制。

  允许对明称臣的部族定期互市,并对敌对部族贸易封锁。

  这点相当成功,不少部族为了取得贸易权,形式上向明朝称臣,实现了和平共处。

  广封王,众建以分其势。极力避免草原出现统一的权力中心,力争在牧区形成多中心的均势体系。

  明代的这一策略其实成败参半。

  明代确实能通过贸易控制,在大多数时间实现了与蒙古,鞑靼、瓦剌的边境安宁。

  另一方面,至达延汗,其实就是大元汗的意思。

  在1506年统一漠南蒙古,鞑靼后,蒙古高原还是重新形成了统一的权力中心。

  至明末,达延汗重建的蒙古汗国传承至林丹汗。

  林丹汗直辖察哈尔部,又是整个东蒙古,鞑靼的总汗。

  后金兴起后,其征服蒙古,卫拉特部除外,明又称瓦剌。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

  林丹汗与明朝结盟,联手遏制后金。

  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在辽河大败喀尔喀蒙古军,俘获喀尔喀、扎鲁特的多位头领。

  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攻克明军驻守的沈阳,进而攻打辽阳。

  喀尔喀部乘机偷袭沈阳,但被后金击败。

  不久,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莽古勒等率六百户投奔后金,努尔哈赤将其女嫁予古尔布什。

  此后,对林丹汗心怀不满的一部分喀尔喀、扎鲁特台吉投靠努尔哈赤。

  天命九年,1624年,科尔沁部首领奥巴向努尔哈赤称臣,首先归附后金。

  次年,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前往救援,林丹汗被迫退兵。

  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征巴林部、扎鲁特部,掠其人口、牲畜而归。

  天聪元年,1627年,柰曼、敖汉二部归附后金。

  次年,喀喇沁部归附,皇太极发兵征察哈尔。

  之后,扎鲁特部归附后金。

  天聪四年,1630年,四子部落、阿噜科尔沁部归附。

  天聪六年,1632年,翁牛特部归附。

  四月,皇太极再征察哈尔,令喀喇沁、扎鲁特、敖汉、柰曼、翁牛特、巴林、科尔沁等部前来会师。

  但蒙古各部多不愿与察哈尔交战。

  五月,后金进军至归化城,林丹汗南渡黄河,逃往鄂尔多斯。

  后金俘获察哈尔数千人。次年,茂明安部、乌喇特部归附。

  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于大草滩,察哈尔、克什克腾部众相继归降。

  次年,1635年四月,林丹汗之子额哲出降,献元代传国玺“制诰之寳”,察哈尔部灭亡。

  鄂尔多斯部、归化城土默特一并归降。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漠南蒙古各部王公台吉来盛京朝觐,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

  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类似于唐帝对草原地区自称天可汗。

  清主在汉地称帝的同时,也同时声称继承了蒙古的汗位,并得到了蒙古诸部的背书承认。

  但李唐对于草原地区就是简单册封部落首领官职,并对部落冠以州名,最后再加以外交制衡,避免出现独大。

  其效果甚至不如明代的经济制衡,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契丹诸部竞相崛起,唐在漠北获得了一次次的战术胜利,却总是换来新的草原之主。

  清代另辟蹊径,构建出了一套针对牧区的地方行政体系,盟旗制,将游牧部落齐民编户,禁锢在各自的小片土地上。

  实质上,是将前代的众建分其势的治理原则,予以制度化。

  清廷采取了直接统治的策略,称蒙古大汗,宣称直接继承了蒙古帝国法统;奉黄教,笼络蒙古各部的宗教势力。

  对战略要点建城并驻军,由各路将军统辖。

  对蒙古基层采取盟旗制,离散部落、齐民编户。

  盟旗制大体如下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盟旗原则重新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直至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

  其中,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基层行政单位,在法理上是清朝皇帝,也就是蒙古大汗,赐给旗主的世袭领地。

  旗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通过任命札萨克(执政官)而形成。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

  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由清帝派人兼摄。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三年一次的会盟召集人,履行比丁、练兵、清查钱谷、审理重大刑名案件、监督属下各旗等职责,但无发兵权。

  同时,清代严格限制各旗属民越旗游牧、耕种、往来、婚嫁。盟旗制下,蒙古诸部的经济基础实质上已从游牧制转变成畜牧制,实现了人口土地紧密结合,方便清廷统治。

  至此,蒙古旧地被分割成内属、外藩共计262旗。其中外藩蒙古各旗主的权柄已形同西南土司,而内属蒙古甚至已经实现“改土归流”,由清帝直接派遣旗主。

  有清一代,牧区再也无法自发形成新的权力中心,或者说,清廷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蒙古高原的新核心。

  汉武帝大举讨伐匈奴,到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再到匈奴统一,扶植汉奸政权,再到匈奴再次分裂,东汉驱逐北匈奴。两汉四百年,能比较有效的羁縻南匈奴的岁月合起来都不到一百年。而东汉驱逐了北匈奴,北匈奴的地盘也不过是被鲜卑占据。

  而鲜卑,南匈奴,羌人的骚扰一直持续到汉末灭亡为止也未见消停。唐代,搞安倍都护府,狼山都护府,不仅授予漠北各部酋长官职的做法和明代差不多,而且维持时间都不超过三十年。

  而唐朝近三百年,其实统治北边,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并不算成功。

  所以在韦爵爷看来,统治蒙古最成功的还真的得算建奴。

  建奴在许多管理方面,的确很有天才,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边外崛起的,他们更懂得关外部族都是怎么管理的,都是怎么样的想法。

  不像汉人统治者,一开始都是想的好好的,过不了多久就改变了,或者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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