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0章 并非“顿悟”
苏庆达抢先一步打开办公室门，把齐国明迎了进去。
周胜利进屋后，齐国明主动说明了来意：“有几件事请示周市长，第一件事是你的办公室问题。”
他停顿了一下，见周胜利两眼瞅着他，在等待下文，说道：“顾大年的办公室位置很好，与政府办公室、王市长办公室在一层，装饰也够高档，只是考虑顾大年犯了错误，那间办公室不吉利。
我请示市政府秘书长李世高同志，是不是把那间办公室改造一下，把秘书一科和综合科搬过来，将那两个科的办公室打通，重新装饰，换上新家具。”
周胜利打断他的话说：“犯错误是人的问题，与办公室有什么关系？别再劳民伤财，我就用顾大年同志那间办公室，既不用装饰，也不用换家具。”
“周市长对办公条件不提要求，处处为我们做服务工作的同志考虑。”
齐国明恭维了一句，又问道：“第二件事是您什么时候能有时间，我好通知顾大年来与您交接工作。”
周胜利看了看手表，说：“上午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顾大年同志如果方便的话上午交接，我下午还要到公安局交接。”
齐国明说：“他就住在市政府家属院，我让办公室通知他一声，到他原来的办公室交接怎么样？”
周胜利说：“可以。”
他又对苏庆达说：“通知两位副书记过来。”
齐国明见周胜利这边还有事，赶忙说：“还有几个琐碎小事：您的工作用车是不是还用二号车？”
二号车是指顾大年乘坐的那辆车。
周胜利说：“车也不要变，该省的尽量省。”
“您的秘书、司机？”
周胜利刚到市里来的时候，他为了讨好顾大年，在秘书和司机问题上没少给周胜利出难题。
周胜利说：“这两件事我正要告诉你，你请示一下李世高同志，把苏庆达和吴难的手续办过来，我感觉与这两位同志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
“顾大年的秘书是正科，苏秘书按什么级别办过来？”
周胜利说：“我身边工作人员我不便说话，你与李世高商量，不要违反了规定，让别人背后说闲话。”
这时，政法委两位副书记与苏庆达一同进了屋。
周胜利对苏庆达说：“你与齐主任一同去拿政府那边办公室的钥匙，顺便与顾大年同志的秘书做好交接工作，然后在那边等我，我这边的事情安排完就过去。”
苏庆达答应着刚要走，周胜利又喊住了他：“对顾大年同志和他的秘书一定要尊重，在交接过程中要谦虚。”
苏庆达说：“我记下了。”
齐明高和苏庆达离开后，周胜利守着两位副书记对彭建得说：“政法委的工作我基本上没有进入角色，工作基本上是他们两位带着同志们干的，尤其是这半个月我基本没有着家，现在都找不准交接什么。我给当个见证人，你们三位相互交流，十分钟后我到政府那边与顾大年同志交接。”
他并不是实质性的见证交接，而是向两名副书记表示了自己对彭建得这位新任常务副书记的支持。
十分钟后，周胜利出现在常务副市长办公室。
苏庆达与顾大年两人正在捆书籍。他进去后，苏庆达说：“顾市长坚持他带走的书籍要我过过目，不该他带走的一本也不能带。”
周胜利知道顾大年在永安市多年来呼风唤雨，连薛宁都不放在眼里，养成了心高气盛的脾气，突然遭受了这么大的挫折，心里还憋着一股气，不愿意让人说他临走还赚公家的便宜。
但又觉得连捆书都要他亲自动手，给人一种人走茶凉的感觉，对苏庆达说道：“顾市长原来的秘书叫丁进财，你喊他过来与你一起拣，让顾市长在一旁长个眼就可以。”
苏庆达说：“顾市长刚才从电话上告诉他了，他说他现在没有时间。”
虽然是领导干部，周胜利心底还隐藏着一股侠义之气，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现世小人，说道：“你给他打一遍电话，他如果很忙的话，我找李世高给他请假。”
李世高是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
苏庆达给丁进财打过去电话，“周市长请你过来帮着顾市长收拾文件和书籍。”
领导办公室的书籍多数是资料类和法律、法规类，书籍和文件类交接本应是秘书们之间的交接。
丁进财过来后，与苏庆达两个人把不用留下的书籍打捆，顾大年与周胜利进行交接。
到了这个层次的领导干部，没有多少具体事务的交接，主要是前任向后任介绍现在的领导班子状况，常务副市长之间前任向后任讲清本市财政的实际家底。
周胜利是在任的副市长，这些已不需要顾大年的介绍。
顾大年把周胜利带到他的秘书丁进财办公室里，对他说道：“我这次被降职起因是你办的两起案子都牵到了我，但真正对我下狠手的不是你，另有其人。你爱较真，但不歹毒。”
周胜利说：“我到永安市以来，做的任何事情没有针对过任何一人。”
顾大年似乎认同他的话，但不同意他的的观点：“做事不针对人说明你是一个好人，但未必是一个好官。我这人可能过于偏急，我觉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就是不给自己机会。”
周胜利说：“不论怎么说，你受到处分与我办的两起案件有关，我还是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顾大年说：“从省里领导给我谈话到今天，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人世看透了，你没有对不起我。
历史是一条无有尽头的长路，人不过是在这条路某一段上匆匆行走的过客，而官路又是过客在人生路上行走的某一个阶段。百年之后，英雄、大官，还不与普通百姓一样化为尘埃？”
听了这段话，周胜利还真的以为猛然的挫折让他顿悟，但他后面的话让他明白顾大年这不是看透人生的顿悟，而是官场失意的一种消沉。
他对周胜利说：“富贵家具厂名义上是我小舅子何富贵的，实际上是我投资建的。何富贵被他的骚秘书迷晕了头，连帐目都交给她管，富贵刚判刑，工厂都快被她转移光了，我准备给市里打个病退的申请报告，退休后好好经营这个厂。我还不到六十岁，官路走到了头，财路还很长远。”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像顾大年这样的人，在遭受挫折和打击后，似乎看透了人生，话语中包含着大智囊，其实只是一种在明知欲求不能实现后产生的一种绝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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