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0章 千钧重压

刘久远说：“你能说出真像让老伏摆脱冤情，他感激你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起诉你？”

        卜仁义说：“我都到了今天了，再不说出真像，到了那边阎王爷不会再发张人皮给我。我说，你好好记，一字不落。

        蔡英花找过我好几回，说他家儿子长大了，背着个贼名当不上兵，找不到媳妇，要我看在一个村的份上，证明我看见他儿子时只见他坐在地上，没有看见从蔡张氏家墙上往外跳。

        我对她说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当时是我们几个人一同去了特派员老伏那里作出的证明，无缘无故的让我改口我也没法改。都是一个村里的人，我也不想得罪她，就让她先找别人，别人改了口我就改。

        又过了几天她到我家里说她找过那几个人了，他们说他们碰到我和她儿子时，她儿子就坐在蔡张氏老人家墙西巷子的地上，他们不用改口，只要我改了口她儿子的案子就能翻过来。

        我说上级政府的人问我当初为什么要说看见你儿子从蔡张氏家院墙上跳下来的我怎么说，她让我说是老伏逼着我那样说的。

        我不同意，对她说，我证明你儿子从她家出来是实话实说，证明在巷子里碰见你儿子是没说实话，你又让我说是老伏逼着我作证是让我说假话害人。

        咱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人，你也知道你表叔这辈子没有害过人，我给你的儿子作假就把老伏害了——我这一世不做害人的事。

        这年夏天，我的小儿子三华中专毕业分到了咱们镇上，他到镇上报到时镇上说他去的那个岗位上不缺人，不接收。

        三华从他上两届的同学那里打听到不是岗位上不缺人，是严镇长不让接收。

        他带着两瓶好酒去严镇长家里送礼，严镇长收下酒，对三华说，想上班明天让你爹到我办公室来。

        我去了严镇长办公室，他对我说，谁的儿子都是儿子，你为了你儿子的工作什么都不问就来了我办公室，别人为了自己的儿子逃脱个贼名求你改人口怎么就这么难呢？

        我听村里的人说他与蔡英花有一腿，现在看是真的，他不让我家三华上班就是逼我答应蔡英花的要求。我问他说：我按你们要求的说当初作证是被伏进兴逼迫，蔡晓晖的贼名摘去了，老伏办假案还不得判刑吗？

        他说蔡晓晖的案子是小案子，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老伏就是办错了连检查也不用写。

        我也觉得他说得对，入室偷窃什么东西也没有偷到，人也没有进去，可不就是一个小案子嘛，我就答应了他。

        当天夜里蔡英花就拿着一份已经写好的证明材料去了我家。我不放心，要求她念了一遍，里面的意思就是老伏威逼我，我如果不说看到蔡晓晖入蔡张氏家里墙上出来就要拘留我，实际上我看到蔡晓时他已经坐在地上了。

        念过之后，她从怀里掏出一盒红印泥，让我在我的名字上按手印。

        我觉得这就是个小事，按过手印之后也没有当作回事。过了半年多突然听说老伏不干特派员了，调到大门口看大门，问我家三华。

        他生着气对我说：还不是你给蔡英花儿子作假证？你是爹，包庇谁我管不着，但你别害人。你说你不证明蔡英花的儿子从蔡张氏家出来老伏就要拘留你。

        那件事你在家里叨叨了无数遍，家里没人逼你，你也是说那小子从墙上跳下来腿骨都差点摔断了。

        三华还说：老伏这辈子被你害惨了，抓了小半辈子的坏人，自己还蹲了监狱。

        我去找严镇长，镇里说他现在是县政法什么的严书记。我到县里找他，说我的假证明把老伏害得判了刑，我不能害人，得把事实说出来。

        他对我说，你承认你是造假证诬陷老伏，按照法律规定诬陷他人应当负法律责任，你也得像老伏当年那样判刑。

        我听说判刑心里就害怕了，没敢再提这件事。

        可是这些年这件事一直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我连镇政府也不敢去，生怕在大门口碰到老伏。

        我觉得自己现在这个病也是被这个心事给压出来的，我也没有几天活头了，说出来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就搬掉了。”

        再往后就是刘久远安慰卜仁义的话。

        关上录音机，刘久远说：“我把卜仁义的话记录下来，请他按上了手印，还让他的在跟前的两个儿子也按上了手印，想着心里把材料把扎实。

        离开卜仁义家以后，我带着录音机和笔录材料找到了老伏。

        老伏听了录音以后，表情上没有多大变化，但眼里却涌出了泪水。

        我知道这个案子是他人生由高向低的转折点，他虽然面上表情变化不大，但心里的波澜一定不小。

        过了足有十分钟，老伏却说出了一句当时令我心痛的话：‘小刘，我看算了罢，那人还在位子上，我的案子平了反就是对他否定，我掰不过他。’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不能放手。我当时十分生气，对他说：‘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所有基层公安干警的事，你不敢上诉，我们向上反映。’

        老伏可能认为我是说的气话，当时什么也没说。

        我回到所里后，打电话联系了各个乡镇派出所长。

        老伏的事当时对乡镇派出和特派员当中震动很大，大家觉得我们一人在下面维护社会治安，既有人身安全上的风险，也有法律上的风险，当时一位老所长挑头也对老伏给予了声援。

        这次接到我的电话后大家形成了统一的想法，集体联名向上级反映老伏的案子，为他申冤。

        我也知道做这件事要担着风险，对他们说，老伏是我在公安上的老师，这件事是我挑的头，申诉信由我执笔。

        我们没有按社会上的人那样打印了申诉信后到处乱寄，第一批我们只寄了三封，分别给县政法委、公安局和法院。

        信寄出去不到一周，严涛就把我们县公安局的局长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给予严厉的批评，批评局党委放任下面的公安干警串联起来为陈年旧案翻案，有意破坏镜湖县的安定团结，特别点了我的名字。

        局长从电话上把我批评了一顿，我对局长说：我们公安人员不是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平正义的吗？我们如果连自已战友的安全都不管不问，还说什么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我现在做的就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事，这件事我已经做了，只要我还有人身自由，我就要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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