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重返生活
2010年4月18日凌晨，我回到云南打洛，正站在路边恍惚，一辆黑的过来问我去哪。我下意识回答随便，立马被司机半拖半拉推进车子。
路上，我只手枕着脑袋倚靠车窗。道路崎岖，眉骨被不停颤抖的玻璃窗敲打。司机几次想找我聊天解闷，都没得到回应。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车子已经偷偷溜到景洪。
早上6点多，当司机手指打表仪上的400多元，摆出一副不给钱就不让下车的姿态时，我才确信自己回到了中国。
太阳出现，带起一片红光，照得天空火辣辣。我站在景洪一条不知名道路上，发现自己无处可逃。
我害怕四爷更害怕回家，犹豫许久，决定返回昆明和坝子哥解释。
原本计划住酒店，但觉得用身份证登记不安全，只能选择窝在一间黑网吧里，白天打游戏，晚上打飞机，烟酒不离手，想从精神到肉体全面麻醉自己。
我变得脆弱，是因为发现就算回到国内，自己依旧无家可归。
这样颓废度过一个星期，直到网卡里没钱我才离开。
太久没出门，光线刺得我眼睛难受，看着过往穿梭的车辆、林立的店铺、沿街叫卖的小吃摊子，竟让我有深夜独自漫步金三角森林的错觉。
我决定去找一个女人，花姐。
花姐是昆明色情场所的一个妈妈。
我当时没有消息渠道，在不知道四爷和坝子哥具体态度的情况下很难做决定，而花姐身处欢场，消息广泛，三教九流的信息都有。这是我找她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因为花姐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
但我和花姐间隔近400天没见，对她难免有些疑虑。
花姐是妓女这一行的自由职业者。她手下姑娘和客户众多，人脉资源丰富，算是很多场子的合伙人，经常会带姑娘去不同场子串场接客，行踪有点缥渺。
我知道花姐的家庭住址，可不确定她是否还像从前一样值得信任，就打算先去场子里和她交流。
欢场，往往更容易看明白一个人。
我原本列了四五家花姐最常去的场子，打算一家一家找过去，没想到运气不错，第一家就让我碰到她。
场子叫轻风，很文艺的名字，内里却比一般场子要放得开，咸得很（咸是指这家是荤场，越咸表示场子的口味越重）。
我曾经是熟面孔，害怕有人认出，就没在前门走动，而是从后门进入。
后门在外面打开需要钥匙，我只能等场子里的人出来后再溜进去。
欢场的后门除了扫黄时被当作逃跑的安全通道，平常更多是内部员工出来休息抽烟的地方。
那天场子生意不错，我等了得有40分钟，才有个偷懒的员工溜出来抽烟，我过去给他散了两根烟，就进了场子。
花姐手下姑娘质量高，不接穷客，我进来后直奔三楼的VIP包间。
很快，我就在过道最里层的包厢门口见到她。
当时花姐正和一个客人说话，笑脸嫣然。那人说了两句就想要去搂花姐的腰，花姐退后一步侧身转了个半圈，恰好躲过。
她刚站定，头一抬就把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
花姐愣了一会儿，转头和那人说了两句，径直快步朝我走过来，什么话也没说，一把将我推进旁边的工作间。
她靠在门上，眼睛直盯着我，突然笑出声来，脸颊鼓起一个小山包。
等她笑完，又拉着我的手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久不和她联系。
我摇摇头，没说具体情况，只让她帮我打听坝子哥最近的消息。
她点头说好，看了我一阵后，让我赶紧离开，说会来我住的地方找我。
我不敢告诉她住址，就说自己还不确定住哪里。
花姐听了我的话，原本高耸的眼皮耷拉下来。皱眉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不管她得到了什么消息，后天中午12点，这家场子附近的一个公共厕所门口见面。
两天后，我早晨七点没到就爬起来买了早饭，窝在公共厕所对面居民楼三层的过道上，有个角度恰好可以看到附近的情况。
我靠着柱子，边吃饭团边盯着四周，不敢放过任何一丝危险的迹象。
过了几个小时，没有情况发生，全是行色匆匆的上厕所的人。
中午11点半，花姐提早出现，一头的长发变成大波浪，来之前可能特意做了头发。
她在厕所前不停地来回踱步。
我观察了一个半小时，除了花姐慢慢从站着变成蹲着，再到附近小卖部买了个塑料凳子坐着，没有任何危险的征兆。
虽是如此，我内心还存有一丝担忧，没有出去。
那天，花姐穿了件翠绿色的印花裙。中途太阳经常变换照射角度，花姐时不时就要把位置挪动到阴凉处。
两个从厕所里走出来的男人过来搭讪，花姐没有搭理。又待了两小时，她才离开。
看着花姐在我的视线里逐渐变成黑点，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她的信任。
花姐1985年出生，四川人，身高1米66，鹅蛋脸大眼睛，双眼皮很深，和一般的小姐比起来，她要漂亮得多。
我第一次见到花姐，是在坝子哥公司附近的夜场。当时我正在包房里和几个姑娘玩耍，花姐突然推门进来要和我交朋友。
这些场子里的妈妈经常会让手下的小姐注意来过三四次的半生面孔，由自己出面认识，再发展成熟客。
花姐靠坐在我的左边，距离很微妙——一个偶尔移动身体，皮肤恰好能够接触的距离。
她笑着分给我支烟，让我叫她花姐，花草的花，姐姐的姐。我问她，叫姐姐有什么好处？
花姐手里夹着烟，用食指指甲划过我的手背，力道很轻，像是蚂蚁爬在上面：“诺。”
看花姐逗弄客人的动作很熟练，我随口问她，是不是每一个妈妈都这么会挑逗男人？
花姐“扑哧”就乐出声来，笑着说我最多算个男孩，问我成年了没。
我不生气，反而觉得花姐有趣，就提议和她玩骰子。我特意说自己不欺负女人，她输了只要喝一半就行。
花姐浅笑着点头。
我骰子的功力不弱，没想到花姐更厉害，十把里我最多只能赢一把。
我手一抖，故意把骰子丢到地上，说没有骰子玩不了。
花姐立马起身走出包厢，没多久，手里就端着四副骰蛊回来，“啪”地拍在桌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无奈点头。
当晚我喝完吐，吐完喝，最后的印象里只有花姐的声音在嘈杂的空气回响：“诺，喝噻。”
第二天，花姐发信息给我说她很开心，因为很久都没人敢和她玩骰子了，她还趁我喝醉的时候，多叫了三箱百威寄存在她名下，让我不要介意。
我对花姐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觉得她与其他妈妈没有不同，逢场作戏，爱占便宜。
但她人长得漂亮，所以我常控制不住自己，在场子里和她套近乎。
交谈的多了些，我发现和她有很多共同话题，都喜欢慢节奏的电影、八九十年代的港台歌曲和地摊文学。
因为我年纪比花姐小，她一开始并没有对我足够重视，常常在谈论一个事情的观点不同时就会指着我说：“你懂个锤子。”这让我非常愤怒。
我装作不经意间说自己是高中文凭，吹嘘自己高考过了一本线，此后，花姐开始正视我，遇到事情也偶尔会询问我的看法。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我觉得花姐是个有意思的人。
有天，花姐手下有个做了一年的姑娘说老家起火，烧断的房梁砸折了父亲的右腿，想要借三万块钱应急。
花姐问我这个忙要不要帮，我以为花姐要向我借钱，劝她千万别借钱给这个姑娘。
花姐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解释说自己没有找我借钱的意思。
我改口说想借就借，还调侃道，要去帮忙照顾这个女孩的生意。
花姐听完很生气，转身就走，隔了几天才联系我。
我后来知道，花姐犹豫许久，最终决定帮这个姑娘的忙，没想到姑娘拿了钱，隔天就到别家场子坐台了。
我和花姐真正成为朋友，是过后两个星期的一件事。
当时花姐手下有个新来的姑娘不懂事，因为其他客人的出台价高，临时放了水哥的鸽子，水哥找不到那姑娘就拿花姐出气，把花姐关在一栋居民楼里。
水哥是做西南地区中药材生意的，黑白两道的关系很硬，他一定要花姐交出那个姑娘，花姐无奈只能翻着电话簿找人帮忙，但水哥睚眦必报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没人想惹身骚。
那天，我接到花姐的电话，她起初没说有什么事，只问我这会儿有没有事在忙。
我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追问她发生了什么，大概听她说了几句，很快了解了情况，没怎么犹豫，立刻去水哥那里找她。
水哥在坝子哥的公司投了几百万放贷，两人有很多生意往来，所以我和水哥也算熟悉。
进门之后，我挨个发烟，姿态放得很低，“水哥，花姐做这行这么多年，规矩都懂得，这事真和她没关系。”
水哥点头表示理解，说他没打算为难花姐，是花姐自己不愿意交出那个姑娘。
花姐窝在沙发的边缘，脸颊涨红，应该是被人扇过耳光，我顺势坐下，想劝她。但花姐没看我，视线都在水哥那，嘴里一个劲地说不知道那姑娘在哪里。
两人交流半天，花姐还是摇头。水哥转头散了支烟给我，亲手点上。
这表面功夫一做，我就知道这件事说不拢。果然，水哥搬张椅子就坐在花姐面前，提出让花姐代替那姑娘出台的要求。
花姐摇头，水哥把手放在腿上摩擦几下，一巴掌就打过去。力气很大，花姐整个人斜躺在一边。
我赶紧伸手把花姐扶住，“水哥，这样不好吧？”
水哥考虑许久，说让我吹个白瓶就翻篇。在这一行，如果别人肯卖你面子，很多矛盾摆酒就能解决。
水哥叫人去车上拿了瓶五粮液，用刀背把瓶口敲开，边递给我，边说因为我是坝子哥的人，不为难我。
瓶口被敲碎之后很尖，扎得嘴唇出血，我把喉咙抻直，直接把酒灌进肚子。
刚开始感觉全身烧得滚烫，很快就麻木，当水一样喝。喝完我把瓶口向下，只有几滴酒掉在地上。
水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带人离开。我赶紧到厕所扣着喉咙催吐。
水哥确实没有为难我。五粮液的瓶口小，只有把口子敲开才能一气喝完，直接走人是给我催吐的时间，这样大部分酒精来不及进入血液。
我收债的时候，如果碰到需要吹白的来解决，从来不会把瓶口敲碎，反而会在别人喝完之后递给他一支烟，静静地看着他酒精中毒。我们管这叫“浪里白跳”，因为这时候人会口吐白沫，手脚抽动，身体不停打摆子。
我还没吐完最后一口，眼前就一片黑，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沙发上，空调开着，身上盖了层毛毯，标签还在，应该是花姐新买的。
“你睡觉呼吸很重。”花姐坐在我脚边，直盯着我看，“呼吸重的人命不长。”
我轻轻踢了她一脚，叫她不要咒我。隔了一会儿，我又问她为什么硬撑着不交人？
花姐说以前有个姑娘，也是惹到水哥，后来水哥把那姑娘带走三天，回来时整个人都废了。
花姐详细地讲述水哥是怎么折磨那个姑娘的过程。边说着，花姐边从口袋里把烟拿出来，放到我的嘴边，问我为什么帮她？
我被这个问题难住，没有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帮花姐。
花姐见我没说话，帮我点火后，自顾自地说，她知道我一定会帮她，还问我记不记得之前的一次夜场突击检查。
当时她挨个去通知客人，一进房间，其他人见到花姐进来的第一反应是把衣服盖在自己身上，只有我把衣服盖在姑娘身上。
第二天，花姐特意来家里找我，手上拎着一袋子的菜，说要给我做饭当作感谢。
她说是上门来做饭的，刀工却不怎么好，切菜的姿势也不对，还切到了手。
她一边和我说，“看你的样子就没做过饭。”一边把水都没沥干净的四季豆直接扔进了锅里，滚烫的油锅立刻“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我只能上前推开她，说你走开。自己炒了一个虾仁，又炖了一锅玉米排骨汤。
那天，我们俩一共做了五六个菜，只有两个是她做的，味道还很差。
吃完饭，花姐说要洗碗，我让她早点回家，她不肯，洗完后她又说时间太迟，开车回去不太安全。那段时间有七八个男人追她，我不想惹上麻烦，就催她回去了。
此后几天，花姐都拎着菜来我家，只是再没进过厨房，我让她不要再来了。
这事过去没多久，我就准备前往金三角，临行前和她见了一面。
花姐问我去那边可以赚多少钱，值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其实并不清楚，只是听四爷说很赚钱。她劝我，金三角是危险的未知，还不如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去其他城市生活。
我虽然内心隐隐不安，眼睛却掉进了发财的美梦里，并没有理会她。
时间能够改变很多。一年后的我，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我返回网吧待了三天，在觉得应该安全的情况下，才重新联系花姐。
花姐并没有提我失约的事情，直接和我说前段时间坝子哥很生气，扬言要弄死我，还安排了两个手下到西双版纳找我，没有结果后就在道上发了“镖令”（悬赏，西南地区叫“镖令”，东南沿海叫“花红”），谁找到我就给十万块钱。
我原以为坝子哥是生气我逃跑，想要狠狠教训一顿，看这架势，他是想要我的命。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我的预计。我赶紧把金三角发生的事情和花姐一五一十讲清楚。
花姐听后问我是不是在讲故事，我摇头否定。她让我不要害怕，等过一阵风头再看。
那段时间她没去上班，就在家里陪我，做饭给我吃，她是真的学会做饭了。
“花姐，你说这事和坝子哥道歉能不能解决啊？”我问花姐这个问题，她骂我太幼稚，劝我离开昆明。
我摇摇头，说自己的身份信息坝子哥都知道，如果这件事不了结，我怕家里人受我连累。
花姐低着头想了一会儿，问她给坝子哥多少钱可以解决这个事？她这里有点钱，可以先借给我。
我拒绝了，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道歉不行，逃跑不行，投靠别的势力更不行，这三条路都断了，我还剩下唯一一条——自首。
混混有一点比较奇怪，嘴上互相说着兄弟，走投无路的时候相信的却是警察。但我还是担心一点：自首会不会被枪毙或者坐很多年的牢。
我和花姐都不太懂法律方面的知识，她就说出钱找个律师咨询。我害怕节外生枝，没有答应。
接下来的三天，我开始在网上疯狂搜索法律条文，了解到自己最多算个从犯，而且没有参与过核心犯罪，自首的话肯定能坦白从宽，被判刑也应该不会太长，说不定还能免于刑事处罚。
我决定自首。
出门时，花姐说要开车送我，我没有答应她。走到小区门口，我挥手拦下一辆出租，和司机说去警察局。
汽车发动机启动以后，我整个人也突然跟着颤抖起来，肩膀止不住地打冷颤，努力想要控制却没有办法。中途我无数次想要让司机停车，话卡在喉咙，牙根不停抽搐，根本没办法说出口。
听到司机说已经到警察局门口时，我才回过神来，下车之后并没有马上进去，反而在对面的便利店买了瓶可乐，几口喝完又买了一瓶。
我看着间隔十来米的警局，想要过去，脚却使不上劲。
我当时想：要是坝子哥他们的势力没了，我就没事了。这样的话，应该不需要我亲自上门，只要把笔记本交进去，再写一封匿名信就可以。
想通这点，我又赶紧拦辆出租车回去。
花姐见我这么快回来，愣了一会儿神，挤出笑容问我：“现在警察办事效率啷个高啊？”我没心思回她的话，问她借了纸笔就坐在餐桌上开始写匿名信。
花姐见我这副模样，也不说话了，帮我揉着肩膀，在我身后看着一个一个字从纸上冒出来。
匿名信不复杂，只是记录了我负责的线路情况：物资的种类和数量、运输的时间地点、对接人的姓名、具体的价格等。
我写了一个小时，用完四五页的白纸。再一次出门时，我没有慌张，神色很镇定。
我觉得这封匿名信加上笔记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事。
我重新来到警察局对面的便利店，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不能去交这个匿名信，得要找人替我送进去。
等了近20分钟，我看到有两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走过来。花了200块钱，让他们走到警局门口，交给执勤的警卫，说这是举报信就行了。那两小孩虽然眼馋钱，又有点害怕，问了我几遍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们没有，再说他们是初中生，谁会为难两个初中生呢？他们就信了。
眼看两个初中生走出五六米，我又叫住他们。当时我脑子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这事还是得自己来。
2010年5月13日，我走进昆明市公安局。
门口执勤室的警卫伸手拦住我，询问来历。我说自己是过来报案的，有很重要的线索和证据，需要当面和警察谈。
警卫审视我一番，没问具体的案件情况，递过来一张表格叫我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警卫拿起座机拨通号码，挂断后让我稍等。没等多久，有个女警官走进来，确认是我报案以后，便领我往办公楼走。
在路上她问我：“我们这里是市公安局，只对刑事案件立案，民事纠纷和治安案件你得去派出所，这个了解吗？”我说知道的。
她又问我：“你说自己知道很重要的线索，是关于哪一方面的？”
我犹豫几秒钟，才回声：“是一些毒品的线索。”
女警官听完我的话停下脚步，转了个身，带我走向另一栋办公楼，边走边对我说：“那我直接带你去缉毒科吧。”
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省，每年缉毒警同贩毒分子斗争造成的人员伤亡众多，这直接导致市公安局内部的缉毒科逐年扩招人手补充。
因为吸毒案在这边十分普遍，公安局经常会接到电话或者知情人上门报案，所以对我的报案也习以为常。
我开始是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会谈室，有桌子椅子，空调开着，屋内很凉爽，对面坐着两个缉毒警，一老一少，是经验丰富的警官带着刚出警校的新人协同办案。
我坐下后，老警察还给我泡了杯茶，叫我不要紧张，知道什么说什么就行。
负责问话的是年轻警察，皮肤比较白嫩，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很直，在例行询问了姓名、籍贯、地址这些个人信息以后，问我：“说说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有人吸毒？”
可能以前的报案人，大都是目击群众类型，提供的多是聚众吸毒窝点之类的线索，造成缉毒警下意识认为我也是举报这方面的事情。
我坐在椅子上，屁股挪了挪，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水很烫，我又赶紧吐了回去。
老警察又一次叫我不要紧张，把想说的说出来就行，他们就是在第一线的缉毒警，肯定会保证我的人身安全，让我千万不要有顾虑。
我深吸了一口气，从我在昆明坝子哥手下做事开始说起，到被四爷逼着去往金三角，接着在金三角跟着猜叔混，再到逃回昆明躲藏。
大概说了得有十几分钟，把自己了解的关于“边水”生意方面的事全都讲了出来。
我沉浸在自己的叙述不自觉，等回过神来，才发现两个警官看着我，半晌没说话。
等了好一会儿，年轻警察开口问我：“你今天没有喝酒吧？”
还没等我回答，老警察就接过话茬：“你能确保自己刚才所说的内容都是真实可靠的吗？你要知道虚假报案的后果十分严重。”
我向他们保证，自己刚才讲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
老警察盯着我看了很久，重重地点了下头，叫年轻警察待在房间里，他出去找领导。
过了10分钟，老警察回到房间，让我跟着他去审讯室。
审讯室大概20平方米，只有三把铁质椅子和一张长条桌，墙壁挂着闹钟，我背对着看不到时间。
在我坐下来的时候，年轻警察抽出椅子上的铁板想把我固定住，老警察阻止了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叫我坐在位置上稍微等一会儿，就拉着年轻警察走出门。
大概有半小时的时间，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审讯室，浑身难受，觉得背上特别痒，自己又挠不到。正犹豫要不要叫人的时候，门被打开了，进来的是位男警官，姓陈。
陈警官肩章上的警衔很高，脸型方正，剑眉怒目，身材魁梧，让人一见面就能产生信任感。
他还带了一个负责做记录的女警察，开口第一句就问我：“如果你所说的内容存在虚假信息，我们将依法把你拘留15天，希望你能明白这点。”
陈警官接着说了第二句话：“你把之前说的内容再重复一遍。”我照做了。
在我讲话的过程中，陈警官打断过几次，询问一些普通人不太关注的细节，比如四爷的具体长相、坝子哥的公司名字、在金三角运货所开的车辆、货物接头人的语言等等。
我进去以前，认为警察一定会询问我坝子哥的黑车生意、放贷规模、收贷的违法行为有哪些等问题，但是好像包括陈警官在内的警察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和我核实金三角运货的事实。
等我全部交代完以后，陈警官又问我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我站起身来，从内裤里掏出离开金三角时候拿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运送货物的数量、种类、时间、接头人等信息。
陈警官接过笔记本，看到里面都是用简单的数字符号记录，就问我具体的含义。
我说圆圈里一个叉表示方便面，吕字代表可乐，占字则是面巾纸等等。
陈警官又问我有没有云南境内的接头人，我说就知道两个人。
听我这么说，他就叫了一个警察进来，让我详细描述一下身高面容，那警察根据我的叙述，很快就画出人物画像，经过反复比对更正，总算确定这两个人的真实样貌。
做完这件事以后，已经到了吃饭时间，陈警官说我现在还不能走出审讯室，就让女警察去食堂打了饭菜送进来。
在等吃饭的这段时间内，陈警官没有再问话，反而和我唠起家常，问我的家庭状况、学历爱好、为什么远离家乡等等问题，我都如实回答。
“你也不容易。”陈警官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问他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抽。
当天的饭菜挺丰盛，两荤两素，女警察还特意给我带了一大碗鸡汤。
吃完以后，陈警官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可能要辛苦一下，问我介意不介意？我摇头说不介意。
接下来的七八个小时，我都在重复叙述整个过程，陈警官则一遍遍地追问细节，后来发展到我在坝子哥身边收过贷的客户姓名都要回忆。
虽然审讯过程很辛苦，但是睡觉这方面倒是没有亏待，公安局有独立的休息室，被子床单都还干净，半夜饿了还能吃碗泡面。
接连几天，我都处在高压环境中，有时负责询问的警官会故意说错一些信息，我一旦没能及时发现，他们就会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反复追问，搞得我精神特别紧张。
直到现在，我被人问同一个问题三遍以上，还是会烦躁。
终于等到笔录做得差不多，事情也交代完全以后，陈警官就拉我到走廊透透气。
他问我想要烟不？我赶紧说，想很久了。
陈警官就丢给我支烟，又拿了火机给我点上。
“你现在还不能出去。”陈警官等我把烟吸完才说道。我说自己当初进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心理准备。
陈警官看着我，说已经立案，但这案子太大，他们得把我转移到看守所，这是为了破案也是为了我的人身安全，希望我能理解。
他又问我有没有想要联系的亲人朋友，他可以破例让我打个电话。
我想了一会儿，最后拒绝了。
2010年5月18日，我被关押进看守所。
也许是陈警官打过招呼的缘故，我在看守所的日子还算比较惬意。
人进去的时候本来会被要求冲冷水澡，但是我没有。我直接被狱警带到一号笼子，里面有4张床，只住我一个人。
每天早上六点半铃声响起，所有人被要求出操，这时候我就被副所长带到他的办公室，拿着他丢给我的烟，自己倒杯茶找个位置坐着。因为办公室的窗户刚好可以看到操场，我就站在窗边看着操场上的犯人们跑步，一二一叫个不停。
等到下午，除了当天轮岗做值日的犯人以外，其他犯人都被要求串珠子，就是拿一根红线串各种颜色的珠子，也算劳动光荣，只是没有工钱。我喜欢串珠子，这让我心里感觉平静。
晚上七点钟，大家在笼子里吃完饭，全都集中在会议室，排排坐好看新闻联播，中间不允许交谈，一旦发现有人交头接耳，马上就会有狱警过来警告。
八点半大家准时睡觉，我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隔壁笼的狱友说，相同类型的罪犯都会被关押在一起，我却是单间。
隔壁笼的狱友可能也是和我一样的孤单，就对着墙壁敲三声，我回应他三声。周而复始。
中途陈警官过来看过我三次，每次都往我的饭卡里充五百块钱。没蹲过笼子的人可能感受不到，当狱警把有人朝你卡里打钱的纸条递过来的时候，那种欣喜的感觉。
我特别感谢陈警官。
看守所的日子可以用枯燥和无聊来形容，犯人最开心的时光就是有女囚犯从笼前走过，这是唯一可以用眼接触到女性的机会。
每到这时候，笼子里的犯人就会哄闹，“砰砰砰”敲着铁栏杆，大声吹口哨，说些混账话。狱警只有举起橡皮棍才能勉强镇压。
混得久了，自然也听过很多狱友讲述自己的故事，无外乎是为情、为钱、为家人，每个人都在拼命粉饰自己的犯罪经历，根本不肯承认是欲望或者愤怒作祟。
看守所里所有编号的笼子都有个老大，多半是由杀人犯担任，脚镣手镣都带着。
对面笼的狱友问我：为什么我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杀人犯？我笑着说自己是金三角回来的，什么人没见过。
闻言所有人大笑。
看守所里打架斗殴其实不太多，我就和人打过两次架，也没什么矛盾，双方只是发泄一下过剩的精力。我每天做梦都想听到狱警过来喊我：沈星星，把你的衣服脱了。这意味着出狱的喜讯。
可是我左等右等，等了三个多月，才终于听到这句话。
2010年8月30日，我离开看守所。
走之前，狱警问我需不需要把里面买的牙刷毛巾带走，我赶紧挥手说不用。
刚走出看守所大门，我就看到陈警官在警车旁边站着，他先丢给我支烟，又丢了个火机过来，说道：“案子已经告破，但是起诉还要一段时间。你必须待在昆明，时刻和我保持联系。”
“那我应该是没事了吧？”我贪婪地把烟屁股都抽干净。
陈警官只是看着我，没有给我保证。但我明白陈警官的意思，冲他拱了拱手。
陈警官看着我，突然笑了起来。我问他笑什么？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有精神，不像是刚放出来的。”
我也笑了一下，说相比较之下，还是在看守所的日子轻松点。
陈警官问我以后有想过做什么嘛？我摇头，说自己可能会去读书。
陈警官赞同地点头，说读书好，叫我以后别再走歪路了。我又在昆明待了半个多月，每天就是花姐陪着我。
直到有天晚上陈警官发了一条短信给我：明天看新闻。
四爷不仅做“边水”生意，还负责一条小孟拉到国内的毒品路线，陈警官依靠我提供的线索，把这条运行多年的线路一网打尽。不仅缴获大规模毒品，还把该线路上各个据点的负责人都抓捕归案。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四爷和另一个头头被判死刑，坝子哥等头目无期徒刑，剩下的一些马仔也被判处十来年不等。
我因为符合《刑法》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陈警官说，我在这起大案中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证据，自己也确实没有参与贩毒行为，算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经过内部讨论决定，免除我的刑事处罚。
案子一结束，我就告别花姐。本想高复一年考个大学，后来觉得不切实际，就花钱买了个成人大学的录取名额，学的专业是法学。
学校的生活舒适，每天按时上下课，踢踢球，和室友一起打游戏，出门唱歌通宵，节假日大家一起出门玩耍，一切似乎都回到正轨。
只是偶尔会在梦里遇见，那个快被我忘了的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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