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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是北宋时期着名的政治事件。

  苏轼在这一事件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历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乌台诗案不仅涉及苏轼,还牵连了包括他的弟弟苏辙在内的许多其他文人。

  苏轼最终被判流放黄州。

  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他的政治生涯。

  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在政治斗争中的影响力。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自张衡后在正史中第二个有传的科学家。

  沈括自幼家贫,三十一岁才考中进士。

  入仕之后便被荣华富贵所眩惑,竭力营谋进用。

  苏轼是北宋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沈括对他心存嫉妒却无法超越其地位。

  于是他利用自己与苏轼的交往,收集了苏轼的一些诗作,将其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

  别有用心地指控苏轼诗中讽刺朝政,为后来台谏官攻击苏轼提供了“工具”。

  宋初,为了鼓励言谏,台谏官由皇帝亲自选拔。

  因此台谏官地位较高,可以随时弹劾执政,久而久之,便成为毫无统驭的群体。

  北宋时期的新旧党派之争非常激烈,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政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不断博弈。

  当时的保守派中,司马光正在洛阳闭门撰写《资治通鉴》。

  而王安石曾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团。

  加上沈括“讥讪朝政”的老办法可以故伎重演。

  于是以李定为首的台谏官,为了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巩固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有计划地结伙陷害苏轼。

  宋神宗接连收到了台谏们对苏轼的“控”状,这场出生入死的文字狱便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1079年6月27日。

  监察御史何正臣首先发难。

  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接着是监察御史的舒亶。

  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

  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这一段与何正臣互为呼应,以期激怒神宗,陷苏轼于“大不敬”的杀头之罪,用心非常狠毒。

  紧接着是权御史中丞李定。

  7月2日。

  上札列数苏轼四大罪状,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是皇帝,富有挑拨性。

  神宗果然被激怒了,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驰驿赶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

  苏轼5月20日刚到湖州上任,7月28日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仅两个月又八天。

  逮捕当日。

  皇甫僎带了两个台卒直接闯进州衙,秉笏立于庭下,两个台卒左右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

  全衙人心惶惶,苏轼是个文人,也没见过这种阵仗。

  直到看到皇甫僎带来的台牒,发现只是寻常的追摄行遣,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

  苏轼被绑了绳子带出郡署门,家人号泣跟了出来。

  据说当时“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很是凄凉。

  苏轼的妻子王夫人带着一家二十余口,前往南都苏辙家寄寓,苏轼身边只有长子苏迈跟随。

  8月18日,始入台狱。

  据说御史台的监狱非常狭小逼仄。

  苏轼自己记述(《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

  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

  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生死未卜。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

  苏轼八月十八入狱,二十日开始问案。

  苏轼初供:“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勘状指责他“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

  于是御史台就移文有关地方的政府机构,向各关系人问证。

  在这样严厉的逼供情况下,即使片言只纸,也都一一辑录。

  以苏轼写作的丰富,像这样追根究底地夜以继日地勘问,简直就是“疲劳审问”。

  参与围剿的权御史中丞李定是主审之一。

  当时满朝文武都不敢问及此案,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

  据说有一天。

  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门外,大伙儿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员道:“苏轼确是奇才!”

  别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

  他自言自语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说完他独自叹息良久,空气非常凝重,众人皆默不作声。

  苏轼在台狱,受尽折磨。

  熬过两个月,总算勘问审理完毕。

  御史台于十月上旬,撰成勘状,奏请皇帝批示。

  在御史台羁押审讯的两个多月里,各方势力不断搏斗。

  御史李定、舒亶等网罗罪名,意图安谋反之名置其于死地。

  而苏轼的好友张方平、范镇等设法营救。

  宋仁宗的皇后、当今的太皇太后也出面劝告,提及昔时仁宗策试,喜得太平宰相两人之事。

  已经致仕的旧日政敌王安石也上书神宗:“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苏轼被逮赴狱,弟弟苏辙便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

  通篇文字非常谨慎,但情实融会,很能使人感动。

  御史台勘状奏上后。

  十月十五日奉御批:“见勘治苏轼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讪政事者,该取会问验看若干人,闻奏。”

  就在同一日,因太皇太后患病,肆赦天下的诏令也发表了,假如不问死罪,苏轼至少已无生命之忧,大家松了一口气。

  在上下内外的营救下,苏轼免得一死,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于八月十八日入狱,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四个月又十二日。

  出狱之时,已经是岁末新年了。

  恢复了自由,苏轼难免松了口气,作诗两首,第二首为: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写完后,念了一遍,然后掷笔叹道:“怎还不改?”

  乌台诗案是宋代政治斗争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新旧党派之间的对立。

  这一事件体现了政治权力是如何利用文学作品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来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

  也展现了文人在表达自由和政治压力之间的挣扎。

  乌台诗案是苏轼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交织的一个例证。

  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个人经历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动态。

  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苏轼的人生轨迹,也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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