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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杨娃子的小金库


就因为这次我们共同守卫运河浮桥的事情,我跟聂道兵由一见面就眼红的冤家,到后来关系好得能穿一条裤子,有一次我喝了点酒,问他:“在浮桥边的时候,你咋突然做出这么悲壮的选择?都差点把我感动哭了!是良心发现了吗?”

  这个家伙的回答又让我们狠狠打了一架,耳朵都差点拽掉了:“狗屁的良心发现?当时琢磨着反正也不容易走掉了,不如搞两句好听的,让你们这帮家伙愧疚一辈子,最好连觉都睡不着!”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当天晚上,就迎来了几批掉队的官兵,抬着不少伤员。没有了浮桥,只能划着小船慢悠悠的过河。

  搭设浮桥的木板被乔木匠改造成简易的船桨,破烂的船只也进行了修理,能勉强凑合用。

  浮桥虽然没有了,但我们仍在这座河岸边建立了临时的渡口,协助这些掉队的官兵们过河。忙碌了整夜,直到天色渐亮,我们才得以稍作休息。

  就在这时,我们身后远处突然冒出一大群人。我们紧张地拿起武器,准备应对可能的敌人。但出乎意料的是,来的是一群穿着百姓服饰的人,他们手中捧着食物和热水,说是听说我们在这里坚守,特地赶来支援。

  看着这些朴实的面孔和手中的物资,我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原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并不孤单。

  他们帮忙把伤员转移走,同时他们也问出了让我们难以回答的问题:“国军兄弟们,你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打回来?”

  老陆这个啥用没有的教书先生,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他站在百姓中间,慷慨激昂地发言:“我们有辽阔的国土,有悍不畏死的官兵,有百姓的热情支持,中国不会亡,暂时的撤退是为了以后的反攻。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一定会再打回来的。”

  说心里话,我们自己心里都没有底。

  杨娃子最近阴阳怪气的话太多了,这次又嘟囔了一句:“这个教书匠真会哄人,把人哄死拉倒!再照这么打下去,不知道还有多少能扛枪的中国人呢!”

  乔木匠从来不把他当军官来看,总是在他发牢骚的时候杵他的肺管子:“你娃不是修仙的道士吗?咋个不能把太上老君请下来灭了日本鬼子?”

  杨娃子丢过去一块土疙瘩,骂道:“都是你们这帮瓜娃子不省心,害得老子道心不稳,请不来老君!”

  诸葛丹反唇相讥:“你娃是看到女娃就乱道心吧!还怪起来老子们了!”

  我们在南岸扯淡打屁,聂道兵在北岸和鬼子的骑兵杠上了。

  骑兵自古以来就是步兵的克星,即便是到了热兵器时代,依旧如此。鬼子的骑兵突破了机枪的封锁,冲进了河岸阵地,开始了单方面的屠杀。

  南岸的我们,却无能为力。只有鬼子骑兵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时候,才有机会用机枪招呼一下。

  聂道兵组织了一个手枪排,勉强打退了鬼子骑兵。

  北岸阵地已是一片狼藉,日军的步兵进攻又开始了,炮弹把阵地炸得尘土飞扬,聂营长收缩了兵力,准备与日军硬扛到底,这个时候与敌激战意义已经不大,可是他们压根就没有撤退的机会,一旦下河就会成为鬼子的活靶子。

  我们的迫击炮朝着北岸阵地前方盲目地发射着炮弹,希望可以给他们减轻点压力。

  北岸的兄弟伤亡越来越惨重,借给他们的步兵炮被推进了运河,这是因为炮弹打光了,又不想便宜鬼子。我们还看到几个重伤员爬到运河边,一头扎了进去…

  我下了当官以来最坚决的命令:过河增援!

  好在没人发牢骚,杨娃子屁都没放,第一个跑下河堤,跳上一艘木船,其他人也跟着下场,这次我们增援了半数兵力,80多人乘坐20多艘小船,用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工具拼命划船,都想尽快增援到北岸。

  北岸阵地比我们想象的更惨烈。原本300多人的一个营,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还有三十多号伤员,他们仍然坚持战斗,鬼子的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疯狂进攻,想一口把我们全部咬死。目测这波鬼子兵力起码在我们三倍以上,他们有炮兵有骑兵,这场战斗中的双方实力极不对等,显然北岸已无法据守,再坚守下去,只是白白送死了。

  聂道兵也受伤了,左胳膊被手榴弹炸掉了一截,被简单包扎了,他面色苍白,依旧咬紧牙关在指挥战斗。

  我跑到他跟前大声说:“别他妈的逞能了,撤退吧!”

  他右手指着前方的鬼子说:“狗咬的太紧了!现在撤不了啊!”

  他说的没错,双方已呈现胶着态势,如果我们此刻撤退,必然遭到对方掩杀。

  我冲着前方战壕里的杨娃子大喊:“杨连长,必须坚持到天黑!”

  这一声连长叫得他心花怒放,大声回应我:“不需要你娃废话!老子晓得!”

  我们不再节省子弹,轻重机枪全力开火,打退了这波鬼子的进攻。

  一片乌云飘到我们头顶,天色越来越暗,时值五月中旬,这个季节的雨水说到就到,我再次朝杨娃子大喊:“道长,赶紧做个法,求这老天下场雨吧!”

  也不知真的假的,这家伙手里拿着一把刺刀,原地迈着奇怪的步伐,念念有词,然后猛然向天上一指,随着几声炸雷,闪电给天空割开一条口子,豆大的雨点瞬间砸了下来,把这干渴的战场浇了一个透,雨水掺着血水,把战壕内外的土都染红了。

  乔木匠激动得朝杨娃子竖起大拇指:“你娃牛批死了!”

  杨娃子不可置信的看着手里的刺刀,摸摸脑袋,疑惑地嘟囔了一句:“老子得道了?”

  大雨,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鬼子已经无法再次组织大规模进攻,这是我们撤退的最佳机会。

  聂营长身边放着好几个手榴弹,冲着我们大喊:“带兄弟们先撤,我替你们挡最后一道!”

  我再次跑到他身边,大声骂了一句:“你他娘的挡个屁的道?显着你了是不?”

  然后一记手刀劈在他后脖颈上,把他打晕了,然后扛起来就跑,他身边的两个兄弟分别在我左右扶着,一起冒雨下了河堤上了船。

  这次船上的人不仅要划船,还要往外面舀水,不然等不到回南岸,船就沉了。

  借着老天的庇佑,我们成功地把所有人撤回南岸,等鬼子踩着烂泥占领北岸阵地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在南岸朝他们扮鬼脸了。

  所有的木船都被我们推进运河,让它们随波逐流去吧,下游的老百姓谁捡到算谁的,反正不能留给鬼子。

  我们有近半数人有夜盲症,一到晚上就跟瞎子一样,但也不得不相互拉扯着趁夜撤离战场。

  我们的炮弹打光了,每人只剩下不到五发子弹,干粮袋里的面粉已经被泡成了面糊,即便这样也不能扔,接下来还有几百里路要走,也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局。

  穷怕了的川军兄弟们不舍得扔下重机枪迫击炮和高射机枪,抬着他们艰难前行。

  我背后的聂营长昏迷过去了,身上滚烫滚烫的,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也陆续开始发烧。

  冒雨赶夜路,时不时就有人摔倒,我们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在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寻求帮助,我们敲响了村口一户人家的大门,得知我们是撤退下来的国军,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躲雨,人太多,他家躲不下,他就接着去敲其他人家的门,总算能喝上一口热水了。

  诸葛丹和徐志凤着急忙慌地给伤员处理伤口,用药水清理完创口之后,撒上磺胺粉或者白药粉,再进行重新包扎,物资紧缺,也只能这样简单处理了。

  这个村的村长戴着斗笠找到我,劝说我们把重伤员留在村里,他们会帮忙照顾,村里家家户户都有地窖,是储备粮食和躲避鬼子用的,正好可以用来安置伤员。

  我们商量一下之后,感觉也只能这样了,带着这么多伤员,大家都走不脱,行军大半夜了,估计也仅仅只是前进了不到二十里地,照这个速度,鬼子明天一早来一个急行军就能追上我们。

  那些重武器也没法带走了,尽管十分不舍,也只能委托村长找一个地窖藏起来,至于以后有没有机会使用,谁也说不准。戏剧化的是,多年以后,这些武器国民党军队没能取回,反而被解放军拿去用了。

  我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大洋,感觉不够,又朝杨娃子伸伸手,这哥们啥都没说,也把自己身上的20块大洋掏给我了,接着就是老陆和乔木匠,这些钱还是我们上次从土匪那里搜刮来的,一毛钱都没用。

  我把这100多块大洋,硬是塞给这位老村长,他说啥都不愿意要,徐志凤劝说道:“伤员需要请大夫,平时需要吃药吃饭,也需要专人照顾,咱老百姓生活也清苦,这些钱你们必须留下,不然我们也不放心把这二十多个伤员留下。他们好了之后还要追赶队伍,也是需要路费盘缠。”

  老头抹着眼泪收下钱:“苦了你们这些孩子了!我们等你们打回来!”

  我又朝杨娃子伸伸手,他一脸疑惑的问我:“你娃要干啥?”

  “再借我20个大洋!”我边说边朝他的口袋里摸。

  他一边拍开我的手,一边捂住口袋往后退,神色慌张的说:“老子没钱,刚不给你了吗?你还要钱干啥?都是一人分25块,我又没多拿一个,剩下的都让我买大烟了,没有没有了!”

  我解释说:“这次我回不了家了,我想让村长帮忙给俺爷捎点钱去。让老爷子知道我还活着!”

  徐志凤听完就要把自己的钱借给我:“姐姐我这里有钱,我借给你!”

  我摆摆手说:“不用,这弟们有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倒腾大烟起码挣了五十块!”

  杨娃子更紧张了,死死抓住自己的口袋说:“这是我的老婆本,还有我妹妹的嫁妆!”

  乔木匠听得不耐烦了,直接上手去抢,咬牙切齿的说:“天天脑袋别裤腰带上,还不知道能活到哪天,留着钱干啥?到时候你把你妹妹许给傻大个,这嫁妆不也省了吗?”

  杨娃子似乎想通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抓出一把大洋,认认真真地数了三遍,拍到我手里,严肃地说:“别忘了有钱还我!我妹妹的主意就别打了!”

  我接了钱,切了一声:“放心!不稀罕!”

  谁知道你妹妹长个啥样呢,万一丑得吓死人,不是白瞎我这一个黄花大小伙子了么?

  把钱递给老村长:“大爷,求你个事,我这次回不了家,劳动你跑一趟耿集乡王庄村,交给俺爷闫宗儒,告诉他,俺活得好好的,打跑了鬼子就回来!”

  那村长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哎呀呀,原来是老闫家的小子,认识了,认识了,果然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事大爷给你办了!”

  我现在只记得那老村长姓彭,利国镇龙门村的。

  我也挺佩服杨娃子的,这家伙脑子真管用,我关禁闭那三天里,他偷偷摸摸跑到镇上买回来一块大烟膏,然后又高价卖给那帮川军兄弟,还没人敢还价,实打实的一个奸商!

  聂营长中间醒了一次,说的第一句话是:“别扔下我,我还能打仗!”

  他是长官,肯定是要带着的,不然他的那些兵也不会同意。

  我们跟重伤员告别之后,又踏上了逃命的旅程,我扛着轻机枪,背着大刀,身上挂着手榴弹,子弹袋里装满子弹,肩膀上还挎着一把驳壳枪,我估摸着,就算遇到鬼子,凭我这一身全队最好的装备,起码也能拉一个垫背的。

  那些留在当地百姓家里的重伤员伤愈之后,极少数能有机会回到老部队,大多数人都留在当地生活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伤致残,国军那边只能把他们按照失踪人员来处理。这就是大家无论多难都想回到老部队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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