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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苏轼与高俅


接下来铁牛想说的,不是高俅与童贯两人的矛盾有多深。官场嘛,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自古以来,大多如此。不需铁牛多说。我接下来想说的,是一个与他们都有关的人物。不仅是他俩,就是提起整个宋朝,就不得不提到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同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称“欧苏”的苏轼。

  为什么说,提起整个宋朝,就不得不提到苏轼?因为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作为文学领袖,提到文化宋朝,您能绕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吗?

  随手拿出苏大学士的任何一首作品,都是千古绝唱。比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您说,哪一首拿出来不是千古绝唱?

  再说,从政坛上看,苏东坡同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高俅、梁师成、蔡京等权贵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抛开其他人不说,单说影响大半个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苏东坡便是贯穿始终的主角之一。所以说,提起有宋一朝,就不得不提到大名鼎鼎的苏大学士东坡先生。

  那么,为什么说到高俅与童贯两人,也要说说苏轼呢?铁牛告诉您,高俅与童贯两人还真的与东坡先生有些渊源。说到高俅与童贯两人,还真的不得不说一说东坡先生,否则,这故事就讲不下去。

  高俅是怎么坐到北宋末年权臣位置上的?这份功劳就离不开苏大学士东坡先生。高俅凭什么坐到这么高的位置上的呢?有人说,就凭他会“蹴鞠”。不对!据西汉刘向《别录》记载:“蹴鞠是黄帝所作,是为了练武士知有材也。”“蹴鞠”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汉族民间“流行”的娱乐性游戏。而从汉代开始,又成为兵家练兵之法。到了宋代,已经出现了蹴鞠组织与蹴鞠艺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这么个蹴鞠事业普及的时代,宋代会“蹴鞠”的人甚至擅长“蹴鞠”的人绝非他高俅一人。那么,为什么别人就见不到端王,得到了端王的赏识,高俅却能和端王以“蹴鞠”相识,以“蹴鞠”之技坐到北宋末年权臣位置上呢?

  铁牛告诉您,就是因为高俅曾经是苏东坡大人的秘书,而别人却不是。

  其实,这就像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所写的:“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的意思是,范缜说,“人生好像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高俅就是这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的花瓣。

  南宋王明清的《挥麈(zhǔ)后录》就记载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啥意思?意思是说,高俅原为苏轼手下的一名小跟班、文书,这是他的出身;“草札颇工”,这是对他文字功底和书法水平的肯定。东坡先生先后将高俅引荐给“曾文肃”和“王晋卿”。这两个人都不简单。其中曾文肃是宋朝太常博士曾易占的儿子、中书舍人曾巩的弟弟、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王晋卿是宋英宗赵曙时期的驸马都尉王诜。为什么要把将高俅引荐给这两个人呢?因为这两个人是权贵圈子里的人,可以为高俅织就上升的关系网。

  这就是东坡先生对秘书高俅的良苦用心。

  那么,东坡先生是什么时候将高俅引荐给这两个大人物呢?元佑八年(1093年)。为什么迟不引荐早不引荐,偏偏选择元佑八年呢?因为这年,和苏轼一样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高太后去世了,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苏轼的仕途走入低谷,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去中山府。苏轼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开始为自己赏识的秘书谋出路。就是想让自己这股风托着高俅这朵花瓣落到厅堂里,得到新主人的宠爱。

  1093年9月的一天,苏轼突然对秘书高俅说:“小高啊,咱俩的缘分尽了,你另谋高就吧。”高俅不舍,说道:“苏大人,我离不开您呀!我还是跟上您外调吧!”苏轼说:“不是不要你了,我其实是想给你引荐一个新主子,使你将来有个好的出路。”于是将高俅推荐给曾布,但是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与苏轼政见不合,所以婉拒了苏轼的举荐。于是,苏轼又把高俅引荐给驸马王诜。王诜是苏轼好朋友,接受了高俅。宋哲宗元符末年,王诜任枢密都承旨,后来的宋徽宗赵佶那时还是端王,与王诜是文字之交。一次,两人碰面,赵佶说:“今天我忘带篦刀了,想借你的梳一下头。”王诜就从腰间取下,赵佶说:“这个篦刀很新颖可爱。”王诜说:“我最近让人制了两把,一把还未用过,我回去后马上派人送来。”第二天,王诜派高俅给端王送篦刀。因端王正在踢球,高俅只能站在边上等待,正好球踢到高俅身边,他便很娴熟地踢了回去。端王见高俅脚法不一般,便命他下场试踢一会,高俅果然技艺高超,端王很喜欢他,就把高俅留下。

  1100年,宋哲宗病死,因无子嗣,在皇太后的支持下,端王赵佶被选为皇帝,即宋徽宗。宋徽宗即位后,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其中就包括高俅。不过由于高俅没有中举,宋徽宗只能将高俅当成武将来培养。为了让高俅名正言顺地加官进爵,宋徽宗派高俅到西北前线“镀金”。不过几年间,高俅就就成为北宋重臣,担任殿前司都指挥使,成为北宋禁军的首领。与此同时,高俅还被授予奉国军节度使、简国公、开府仪同三司、太尉等职衔。

  这个故事可信吗?可信。

  因为《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是曾纡,而曾纡就是曾布的第四子、曾巩之侄。他所记载的曾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可信的。

  那么,高俅的人品如何?铁牛不敢说。说了还怕遭人痛斥一顿。

  因为高俅是梁山好汉的陷害者之一。但另一方面,我还听说,高俅是个感恩的人。高俅一生有三个贵人:除了皇上赵佶外,一个是苏东坡,另一个是刘仲武。刘仲武何许人呢?前面说过,由于高俅没有中举,宋徽宗只能将高俅当成武将来培养。为了给高俅名正言顺地加官进爵,宋徽宗派高俅到西北前线“镀金”,才有了鹅的升迁。这个刘仲武就是当时西北前线的最高指挥官。他深谙赵佶意图,所以,打了胜仗也不独吞,在报功奏折上给高俅分了很大的一份军功,使高俅正言顺地“因功擢升”,担任了殿前司都指挥使,成为北宋禁军的首领。

  那么,高俅是怎么对待二位恩人的呢?他还真的报恩了。《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刘錡传”中说:先是高俅尝为端王邸官属,上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俅竞以边功至殿帅。”也就是说宋徽宗为抬举高俅,将其将其送到大将刘仲武军中。高俅升迁的资本很可能出于在刘仲武军中从军的经历,而刘仲武深知徽宗将高俅托给自己的目的,也有可能扩大高俅的功劳,做顺水人情。刘仲武在崇宁三年(1104年)约十月,吐蕃赵怀德等叛宋的事变中,指挥得当获得大胜而使赵怀德等复降。当时高俅也参加了以上战役。大观二年(1108年),童贯及刘仲武在西边又取得了一次较大的胜利,他们成功地招降羌王子臧征仆哥,收复了积石军。徽宗对此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了刘仲武,颇为恩宠,并悉命刘仲武九个儿子为官,高俅也有可能参与了其役。之前有刘仲武在边关对他的提携,之后他与刘仲武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刘仲武在政和五年(1115  年)打了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是因为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錡担任大将。

  再说苏轼。徽宗期间,大奸臣蔡京权倾一时,他当上宰相之后继续打击旧党。这个时候东坡居士已经仙逝,蔡京仍不放过,他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309人全都列为奸党,将他们的姓名全都刻在石碑之上以昭示天下。后世称其为“元佑党籍碑”。《苏东坡传》里,这块碑被雷电击毁。蔡京认为是被宋徽宗派人暗地里砸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是不依不饶:“碑可毁,人不可恕”,他对这309人的后代也不肯放过。这时候,高俅伸出了援手,使苏轼的后人渡过难关。史载:高俅“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颇为时人赞许。这个时候高俅已经身居高位了,每逢苏轼后人进京的时候,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周济他们的生活。后来苏轼的三个儿子虽然没有身居高位,却都不再像东坡先生那样被一贬再贬,颠沛流离了。北宋末年,元佑党人的子弟境遇是非常悲惨的,这些人不许做官,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即使在流放安置之处,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凌辱和困窘,有的甚至被迫害而死。苏轼的子孙在那样的逆境中能得到朝廷高官的庇护,实属不易。

  不过,高俅掌管禁军二十余年间,军队“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无用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瓦解,以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靖康之难”,作为禁军首领的高俅自然难辞其咎。

  铁牛说的这是历史史实,是有依据的,不是铁牛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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