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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大宋诸谍事


闺房密事,不必再提。

  趁着这会往军帐走的路上,闲暇无事,我想回答有人问过的一个小问题:宋朝有间谍之事吗?

  铁牛告诉您,据史书记载,宋朝是有间谍之事的。不但宋朝有,早在几千年前的夏朝就有了间谍。套用一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铁牛也想说:“有人的地方就有间谍”。

  据记载,一位名叫“女艾”的女性将领,受启的后裔“少康”派遣  ,前往篡位者“寒浞”的统治区打探情报、了解民情。依靠女艾传递的情报,少康出兵后势如破竹,诛杀了寒浞,重新光复了夏朝,史称“少康中兴”。女艾,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一位女间谍。后来,“商汤灭夏”得以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伊尹的间谍活动与妹喜传递的情报,间谍的作用不可低估。

  到了西周,周厉王残暴无道,百姓背地里“妄议”,周厉王一怒之下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专门监视不满之人。一经发现,立马杀之灭口。“卫巫”是古代最早对内监察的特务。但那时还没有成立专门的间谍机构。

  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专门负责谍报侦察的官职——候正(也称“候者”、“元候”),承担对外刺探情报,但主要服务于军事行动。

  先秦时期的多部兵书里都能找到对间谍的描述。《六韬》中首次出现“间谍”一词,也首次明确了其职能:“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我国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的《用间篇》中,更是第一次系统的对间谍种类、招募条件、使用原则等进行了完整论述,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间谍论着”。

  西汉时,汉武帝设立的“绣衣使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机构。直接受皇帝指派,严密监察官员和王公贵戚的违制行为,还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可以诛杀各地官员。在汉武帝晚期,绣衣使者还酿成了“巫蛊之祸”,致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相继自杀,牵连数十万人。可即便为害如此,王莽篡位后,绣衣使者这一机构仍活跃于朝野。

  三国时魏﹑吴设立“校事官”,是专管侦察、刺探官民情事的官职。用于巩固政权,监察百官言行,稍有不满、不轨之意,便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以至于流传着一句民谚:“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卢洪、赵达均为校事官)。朝廷百官无不在其监控下胆战心惊,瑟瑟发抖。

  到了南北朝时期,“侯官”“典签”等特务机构应运而生,巅峰时期侯官一度发展到上千人。

  唐代并无真正意义上成建制、成系统的特务机构,但朝廷依旧成立了专门监控民间舆情、收集地方情报的类谍报机构:如“察事”、“进奏院”等,以及武则天时期推事院的“内卫”,大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监察言行、排除异己。

  唐美宋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得皇位,害怕旧事重演,授命“武德司”严防诸将串谋和禁军异动,同时也要负责对外情报的刺探。赵光义在位时期,更名为“皇城司”,负责执掌宫禁、周庐宿卫、刺探情报,一度达到数千人规模。随着规模和职权逐渐扩大,皇城司也由专司军情逐渐涵盖官情民事,属于正儿八经皇权直辖下的特务机构。赵匡胤在创业期间就深谙间谍精髓。谋略荆南时,就指示卢怀忠以出使为名,借机探查荆南的实力与地理情况。在得知其“山川向背”以及“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的情报后,直接出军,荡平荆南。攻取蜀地前,赵匡胤不仅诱降蜀国间谍孙遇等人,还截获了蜀国孟旭写给北汉国主的密信,得到向蜀国开战的理由。

  赵匡胤之后的太宗、仁宗、真宗等,也多注重军事情报的获取。在当时文臣武将的心目中,用剑也不再是卑鄙之事,而是为获取胜利采取的必要手段。989年,宋太宗赵光义召集群臣商讨备边御戎的计策,大臣田锡上奏认为,应加大对间谍在军事领域的开发与利用。右拾遗王禹偶则更进一步,主张“行间谍以离之”,认为辽国作为新兴国家,内部由若干部落组成,因此可以“间谍番中酋长”,使其相互攻伐,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宋辽谍战的高潮是在澶渊之盟以后。萧太后和辽圣宗在1004年南下亲征失败,促使辽与宋签订“澶渊之盟”。盟约之后虽无大战,但双方在暗中频频交锋。通过间谍调查对手的实力与军事分布,一旦有可乘之机,就给对方致命一击。宋辽双方都有相对完备的间谍机构。北宋在中央设有直接由皇帝领导的“皇城司”,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京城附近的反间谍工作。在边境诸州则设有“机宜司”,专掌本州边境军要机密事,机构成员多从边军中挑选招募。同时,边境文臣、将领也有组织间谍的权限。韩琦、庞籍等文臣在边境做知州时,就善于拊循当地土着居民,使其成为自己的爪牙耳目。

  辽人也有自己的间谍网络。澶渊之盟签订前,宋安抚使丁谓抓到了契丹方面的间谍首领,对谍首严刑拷打后得知其成员的长相和年龄,甚至分布各路。可见辽人在间谍组织方面也有不小的布局。由于澶渊之盟的签订,双方战后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人员往来也是络绎不绝。间谍们多利用这种机会潜伏敌境。间谍们用来伪装的身份五花八门,有榷场(辽宋边境的贸易场所)商人,有往来僧侣,有间谍使臣等等。这些无孔不入的间谍很快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1031年,辽兴宗即位,雄图壮志,想借西夏与北宋连年征战的时机南下一统山河。而辽军南下最优路线是从关南(今河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一带)侵入。所以,1041年12月,就以宋人在关南地区“治壕堑”为由,遣使要求宋朝割关南地区。同时,偷偷在边境上屯集军队,一旦交涉无果就可直接偷袭攻占。然而,在辽人派使者索要土地前的2个月,宋朝方面就已得到“契丹将谋入寇”的情报,开始调遣民夫加修边境城墙,并加强边军训练。军事上的戒备使得辽人武力偷袭的计划落空,只得希望在谈判桌上索要更多的利益。

  在契丹使者尚在赶往东京的路上,宋朝间谍就贿赂辽臣买下文书内容,加急送至仁宗手里。得知辽人底线后,仁宗和群臣们有了底气。谈判中宋人坚决不同意割地,只允许联姻或增加岁币。经过商谈,仁宗派富弼带三封国书前往辽国修约。三封国书中写着三个不同的条件。一是可以与辽人联姻,并一次性给嫁妆钱,但每年岁币不再增加。二是若辽人不约束夏国,宋每年只多给岁币10万。三是若辽人让夏人重新称臣,每年愿增岁币20万。这三个条件中,第三个对辽人利益最大,同时也是宋人谈判的底线。宋廷之所以搞了三封国书,就是为了让富弼便宜行事,尽可能减少朝廷的损失。没想到辽国间谍也不是吃素的,在使团去往辽国的路上,就被“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宋人的谈判底线同样被摆在了桌面上。最后不得不以增岁币20万作为条件。

  北宋的间谍被冠以“刺事人”、“谍者”、“谍探”等称谓,由于北宋时期时局动荡,战事不断,间谍一直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视。北宋名臣苏辙在《奕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臣闻太祖之时,边臣皆重金养间谍。”

  宋太宗时期,大臣田赐上疏曰:“今之御边,无先于用谍。兵书曰:事莫密于间,赏莫重于间。北方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契丹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其国自乱,其国自乱则边鄙自宁。昔李靖用间破突厥,心腹之人自离贰也,书在唐史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绝域斗乱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汉之陈汤传介子之流,则不劳师徒,自然归化,此可以缓陛下忧边之心也。”在这件奏章当中,田赐详细论述了间谍的重要性,并引用唐朝李靖利用间谍大败突厥的事实,建议朝廷重金招募间谍,派往北部契丹,分化瓦解,使辽国内乱,以达到边境和平之目的。

  宋真宗咸平初年,为了适应与契丹的战事需求,在雄州(今保定雄县)设置了谍报机构——机宜司,用来刺探契丹的军事情报,这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情报机构,正式拉开了北宋与外族军事入侵者的谍战序幕,在此后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与契丹还是西夏的军事行动中,机宜司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机宜司的主要作用就是负责招募并培训间谍人员,定期收集情报,并向谍报人员付报酬,宋辽结盟以后,为了安抚契丹的政治情绪,最大限度的体现北宋的和平诚意,因此,就将机宜司更名为“国信司”,但其职责和任务并未改变。关于机宜司,宋仁宗时的包拯在《包拯集较注》中,有过这样的描写:“欲乞应系沿边自来探候事宜,州军密令知州、通判及旧例管机宜人等,尽籍见勾当(探)事人姓名,仍具机宜司,见管金币多少?自来每得甚事?支与何等物?几月日可来一报?仍令多方求访。”

  宋真宗景德三年,设置河北沿边安抚使司,后宋仁宗庆历八年四月,设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司,这些安抚使司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间谍,并向敌方派遣间谍,收集情报,抓捕对方间谍。徐松着《宋会要辑稿·兵》记载:“降度僧牒三百与定州安抚司,充训练义勇、保甲及募刺事人之费。其沿边州军宜并依定州例,量赐本钱出息。令钩致虏人之能知其国事者,或质所爱,使探问虏中任事、主兵人姓名、材能、性识、所管兵数、武艺强弱、屯泊处所、城垒大小、粮食多少及出兵道路。刺其的实,编类成书,准备照用。其边臣不能使人,致前后探事尤无实者,当移降。”

  北宋政府还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的汉族居民当中,用重金招募、发展、派遣间谍,政府设立专项间谍发展基金,用以保障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向这些间谍承诺以封官进爵、给予田产等条件,解决间谍身后事,激发间谍积极为朝廷的军事行动、外交斡旋提供信息支持。

  为防止间谍刺探本国军事情报,有效防止敌方间谍的渗透活动,北宋政府还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一是边关严查奸细。北宋时期在河北一带设有众多关口,比如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高阳关等,这些关口主要是方便双方边民通行,以及边境贸易,因此这里就成了双方间谍汇集的地方,也是北宋政权防止间谍潜入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军方日常的严格检查外,还出台了相关法律,用以震慑敌方和本国的间谍。宋律规定:“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其有奸人入出,若不速告及告而稽留,不即共捕,致失奸寇者,罪亦如之。”二是严令书籍外传。北宋的书籍在当时来说也是契丹刺探重要情报的来源地,他们通过有关书籍的文字记载来分析相关数据,从而来判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下旨:“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政府规定,除了经书以外的书籍严禁外流,违法者判刑,书籍没收。、但是有些商贩面对高额利润还是会铤而走险,置边民法律于不顾,甚至将写有国家政策、军机要事的书籍源源不断贩往契丹,特别是“澶渊之盟”以后,随着双方榷场的开设,边境贸易频繁,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宋哲宗时期,朝廷再次下诏:“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宋徽宗时期,又将违反规定私自外流书籍的行为等同于铜钱外放之罪,因为在北宋时严令本国铜钱外流或者走私出境,走私五贯以上即可判处死刑,随着当时法律的越来越严格,说明了当时禁止书籍外流现象是十分严峻的,因为这一现象威胁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三是对两属地人严加约束。所谓的两属地,就是指与契丹的界河——拒马河以南的归信、容城两县,因为这两个县为北宋和契丹共同管理,由于这两个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这两个县的居民对契丹和北宋两个国家是都非常了解,这两个县的居民被契丹发展成为间谍的人数众多。因此,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北宋政府对这两个县的居民颁布了严格限令,比如,规定这两个县的居民不得私自跨出本县县界;严禁渡黄河跨过以黄河南地区;严禁这两个县的居民与其他地区的居民结亲等措施,对于充当契丹间谍的人员予以严惩,甚至判处死刑。四是实行抓谍奖赏制度。除了对外派出间谍,抓捕敌方潜入北宋的间谍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据李焘着《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河北、河东缘边安抚使司,应近边不逞之辈,有妄言以惑境外者,严加捕诘。”宋哲宗时期,定州路和高阳关一带,经常有北方契丹间谍秘密潜入,来宋境刺探情报,因此朝廷下诏令真定府安抚使司、高阳关安抚使司对各处关隘、水路严查,并增加大量巡捕官兵,沿五台山一带和河北交界边关密查,徐松着《宋会要辑稿·兵》中记载:“勘会沿边北界可以通行人马  、舟船人南界要切处  ,令巡捕盗官等并分布巡防  ,毋得张皇侵越边界  。”除此之外,北宋政府还出台了奖赏条令,对能够抓捕间谍的人员实行奖赏,《宋会要辑稿·兵》中记载:“支赏钱三千贯,白身更与补三班奉职,官员并与改转。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赏  ,与免罪外。”

  《宋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庆历二年(1042  年),(种)世衡尝以罪怒一蕃落将,杖其背,僚属为之请,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赵元昊,甚亲信之,得出入枢密院。岁余,尽诇得其机事以归,众乃知世衡用以为间也。”说的是北宋名将种世衡利用间谍实施离间计,成功除掉敌方将领的事迹,这是北宋史上,利用间谍除掉的敌方最高将领。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策略之人,是反文化外交间谍第一人!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1089年),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苏辙立刻给礼部提出意见,内容包括三方面: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2、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等机构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3、各州县、监司、国子监机构监督民间雕版印刷书籍。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也是最早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的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可是元佑八年(1093年),高丽人又死皮赖脸地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籍,这些书可是关于北宋政治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书籍。北宋朝廷对于卖不卖书形成两派:以苏轼领导的礼部坚决反对,苏轼专门罗列了卖书的“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自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他认为如果北宋的政治动态、社会虚实这些情报都被契丹掌握的话,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太大了。但不久,苏氏兄弟因党争被贬岭南,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于是,北宋大量国家文献流入高丽,再转到辽国,给北宋的外交带来了巨大麻烦。

  辽国在燕京府设有专门的间谍机构,为辽国制定对宋政策提供依据。不仅仅是辽国间谍在宋朝活动猖獗,西夏、金都不断地向宋朝派遣间谍。这些间谍都以不同身份伪装潜伏宋境,伺机而动。最有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秦桧。金人以秦桧为内奸,在南宋朝廷内部竭力推行投降路线,百般打击抗金力量,杀害抗金将领岳飞,使得金国不费一兵一卒就成功地解决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阻碍。这是后话,不提也罢。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间谍斗争的严峻形势。直至辽弱金兴,北宋才真正认识国家安全受到的威胁,才有人想起苏氏兄弟的国家安全策略,但为时已晚。

  听到这里,你还敢问,有宋一代有没有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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