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

访谈的最后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正好是老人家以前供职的单位的解密日。她女儿告诉我，她母亲这些人在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统一保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设定的保密时限过了，方可归还本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日子：解密日。每到这一天，她都要替母亲去单位看看，有没有她母亲的解密件。这天上午她照例去了，并且帮母亲领回来一点东西。

东西由一块蓝色丝绒布包着，看上去有点分量。因为已经解密，老人家当着我的面打开来看，是一只相框和几封书信什么的。相框上的人男性，六十多岁，戴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像个有身份的人。

老人家一看相框，自语道：“看来他已经走了。”

女儿对她点点头。

老人说：“他比我还小十一岁呢。”

女儿说：“他是生病走的。”

老人摇摇头：“反正是走了。这下好了，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着颤巍巍地起身，要上楼去。

女儿似乎料到她上楼后不会再下来，关心地问我采访完了没有。我说没完，还有几个小问题。老人家听见了，回转身，对我摆摆手，道：

“已经完了，我说的已经够多的啦，我都后悔跟你说了这么多。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故事结束了，你的采访也该结束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走吧，我女儿会安排你回去的。”

她刻意地不跟我道再见，只对我说一路走好。我想，这种不必要的严谨应该算是她的职业病吧。

二

我的职业注定我有些游手好闲，喜欢游山玩水。我在浙江沿海长大，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小时候，只要夜空中出现什么异常的灯火，我们都会把它想象成是台湾飞机在空降特务。所以中国那么多省市，台湾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外省，比北京、上海都还先知道。那时我总把台湾想得很近，感觉就在山岭的那一边，长大了一定可以去看看。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是离世界很近，离台湾很远，你可以轻松去美国、阿根廷、冰岛、澳大利亚……却不一定去得了台湾，虽然它是我国的一个省。这么难来的地方，来了当然要好好游玩一下。我订了一个五日游计划：台北、高雄、新竹、桃园、阿里山、绿岛……

然而，每到一个地方，最美的景色都驱散不了老太太的音容，才玩两天下来，我笔记本上已经记下五大问题和一些小问题。五大问题分别是：

一、老鳖是怎么将情报成功送交组织的？当时他已被敌人全天候监视，而且整个事情的发端就因为那天晚上他传情报给老汉时被敌人截获，那么此次传递又凭何保证不被敌人截获？

二、老人家几次说到，她发现李宁玉在用她的笔迹传情报后非常恨她，后来决定不告她并帮她把三只药壳子放回原地，是因为她怕李宁玉反咬她。可最后李宁玉死了，其实已经不可能反咬她，她又为何还要帮她？

三、事后肥原把软禁在裘庄的人，包括张司令和部分工作人员都带走了，去了哪里？那些人后来均下落不明，是怎么回事？是生是死？

四、肥原到底是被什么人杀的？

五、老人家对潘老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大？是不是以前有什么过节？

这些问题像毒瘾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无心观光，一心想去见老人家。几经联系均遭拒绝依然不死心，心存侥幸和野心。到第四天，绝望之余，我索性搭乘出租车私自闯去，可谓毒瘾发作，情理顿失，无法无天。

老人家正在花园里纳凉午休，看到我不期而至，过度的惊诧反而使她没有足够的心智对我采取有效的打击——驱逐。她显得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摇头叹息，喃喃自语地责怪，看上去更像是在求助。

我没有道歉，因为我知道道歉只会唤醒她的心智，对我不利。我略施小技，先声夺人。

“我不请自来，是因为我觉得您有些说法经不起推敲。”

“怎么可能？”这一招果然灵，老人家出招就是辩解，“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要的就是她辩解——良好的开端预示我将不虚此行。

果然，老人家对我提的问题很重视，几乎大大小小都作了认真回答。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她对潘老的情绪问题，她显得颇不耐烦，只丢给我一句话：

“你别提他，提起他我就心烦!”

我感觉两人以前一定有过什么过节，但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事会让一个耄耋老人依然如此不能释怀？我人到中年，已经越来越相信一个哲学家的话：时间会销蚀世间所有人为的颜色，包括最深刻、最经典的爱恨情仇。也许我借哲学家的话可以扰乱她的阵脚，引发她一吐为快。然而我实在不忍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很满足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有些东西捅破了也许还没有封存的好。

三

当然，有些东西是必须捅破的，比如问题一和二。

对问题一，老人这样说：“你对地下工作太不了解，在那种情况下，李宁玉明知老汉(二太太)被捕的情况下，她一定会怀疑老鳖已被盯梢。这是任何人都会警惕的，何况李宁玉，她的脑袋装着别人十倍的警惕。所以，他也一定会在药壳子里提醒老鳖，要小心背后有人，老鳖自然也会加倍小心。”

老人告诉我，虽然他不是当事者，但后来她曾去牢房见过老鳖，多少了解一些情况。

老人说：“那天晚上肥原没有抓到老K等人，断定他身边还有神龙不见首的老鬼同党，主要是怀疑张司令。于是，他回来即把老鳖抓捕归案，连夜审问，想从他嘴里知道到底谁是老鬼的同伙。”

但老鳖宁死不说——其实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并不知道是谁丢给他药壳子的，所以肥原应该至死也不知底细。后来肥原回了南京，老鳖被一直关押在牢房里。有一天顾小梦偷偷去看他，那时老鳖的有生之日已经不多。正是那次见面，她从老鳖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包括他是如何把情报传出去的。

“老鳖告诉我，遇到突然丢给他的药壳子，他必须马上看，了解情报内容，然后根据情报的紧急程度作出相应处理，最紧急的处理方式是去邮局直接给组织上打电话。”老人家解释道，“这当然有点冒险，因为这样，万一让敌人掌握他组织上的这部电话，整个组织都可能被捣毁。但有时候该冒的险还是要冒，没办法的，干我们这个工作本身就是冒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老鳖说他后来就是通过打电话通报组织的，因为太急了，其他方法都不行，只有铤而走险。他这一冒险反而好了，因为敌人不可能贴身跟着他，总是有一定距离，即使看到他在打电话，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情报就这样传出去，李宁玉算是没有白死。”

紧接着我抛出问题二。老人一听，神情一下变了，变得激动，伤感，感慨万千。后来说着说着竟然忍不住呜咽起来，令我非常愧疚。一个耄耋老人的呜咽啊，天若有情天亦愧……擦了一把热毛巾，喝过一口温水后，老人才平静下来，对我再度回忆起那天晚上发生在厕所里的事情。

老人说，那天晚上李宁玉是跪在地上把三只药壳子交给她的，而且一跪不起。

“她要求我对她发誓，一定要帮她把东西传给老鳖，否则就是不肯起身。”老人家连连摇着头，仿佛又亲历现场，看到李宁玉跪在她面前，“我拉她起来一次，她又跪下一次，反复了好多次。我本来确实不想对她发誓的，凭什么嘛，你求我办事还要我发誓，哪有这道理的？可她就是那么决绝，跪了又跪，最后膝盖都跪破了，血淋淋的。我实在看不下去，只好答应她，对她发了誓。你说她为什么非要这样，这么绝？这么求我？因为她知道，这种情况下，明天她死了，对我已不构成威胁，我完全可能食言，不帮她。我不帮她(把情报传出去)，她就白死了。只有通过感化我，博得我同情，才能得到我的帮助。说句老实话，我后来确实犹豫过帮不帮她，毕竟这也是有风险的。但每当犹豫时我总是想起她对我长跪不起的样子，脸上泪流满面、裤脚上血淋淋的样子。可怜哪!可叹哪!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是在一念之间促成的，我最后能够战胜对她的恨和恐惧，同情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是同情，不是觉悟，没有刻意拔高自己。

老人家接着说：“除了同情，还有一种职业上的敬重。你想，那种情况下，里面没有人出得去，外面没有人接应，身边一堆人盯着你，你怎么把情报传出去？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任何办法都行不通。可她硬是想出一个办法，劈天劈地的一个办法啊!这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是有一种说法嘛，成人之美，我最后帮她也有一种成人之美的心理，觉得她做的这件事实在太高明，有惊世骇俗的迷人之美，我被打动了，迷住了，我要成全她。百步之行，她已经走了九十九步，如果我帮她走完最后一步，这世上就多了一个传奇。我们常说同行相轻，其实当你真正出色到极限时，最欣赏、最敬重你的恰恰是同行。我就是这样的，被李宁玉迷住了，我要成全她。”

听到这里，我突然有种想拥抱老人的冲动。

确实，她是这么坦承，这么大度，这么客观，我没有任何理由不信服。相比之下，潘老和其他几位受访者，我在采访中多多少少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缝隙：有些是担忧，有些是虚荣，有些是功利，有些是自私。这些我都能理解，毕竟人总是趋利的，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人的本能和天性。只是在顾老罕见的赤诚的照耀下，他们显得平凡而已。

对问题三，老人告诉我，事后肥原确实把她和那些人都带走了，因为他到最后也不知谁是老鬼的同伙，只好把人都带走，弄去上海审问。到上海后她和那些人分开了，她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后来只有王田香和她被送回部队，另外那些人的下落谁都不知道。

“估计都不会有好下场。”老人家说，“即使不是死，也是生不如死。”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人杀了肥原？对此，老人家一点也不谦虚，海着嗓门说：“是我，是我把他送去见了阎王爷!”并把杀人的时间、地点、人员、方式、有关情节、细节，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足见绝非虚构。

总的说，她是花了四根金条从黑社会雇了两个职业杀手把肥原干掉的，按照要求，杀手把肥原碎成三段，抛尸街头。我问她为什么要私自花重金去杀他，而且如此残暴，对死尸都不留情。老人家久久盯着我，末了，闪烁其词地告诫我：“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忘掉一些事情，你去追问它是不道德的!”

有诸多细节让我明显感觉到，老人家接受我采访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希望我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她又并不希望人们去关注它。换句话说，她的最大愿望是希望这段历史被永远封存，不要面世，现在说它是不得已为之——因为有人想篡改它，包括我。与其让人歪说戏言，不如自己站出来打开封口，给历史一个真相。我想这大概就是老人家的真实心态。她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这段历史的解释权非她莫属，希望我不要听信谗言，要相信她说的。临别之际，她又对我这样强调说：

“年轻人，我已经是要死的人啦，八十六岁啦，半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啦。难道我大老远把你喊来是为了对你撒谎，要个什么虚名？嘿，我要名干什么？我已经过了争名夺利的年纪啦。我要的是一个事实。你们大陆不是最讲实事求是嘛，大报小报都在讲这个，我就是要这个，实事求是，提示真相。如果我今天不把你喊来，不对你说这些，哪天我死了，事实被你篡改了，你就是在欺骗世人。”

我相信她说的，只是有点纳闷。在我看来，这段历史对老人家并无任何瑕疵，甚至是那么光彩夺目，她为何要力求不言？此刻，说真的，我已经从王田香的后人那里了解到个中隐情，但我决定不公开。我要替老人家保守秘密，无怨无悔。我可以想象，老人家之所以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一定是想带走她的秘密，让那个不便示人的秘密烂在腹中，永不受人侵扰。现在她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就让我们为她沉默一次吧。不要因此有什么遗憾，事实上这个世界沉默的事远远比公开的多。

2007-6-5　一稿

2007-7-1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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