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3章 侍读不好做

　　东南战事依旧，戚继光率部全力抗倭，就近驻军奉旨抽调两万精兵向海盐县靠拢，浙江布政使司及周边有司衙门正筹集粮草，以供军需。

　　戚继光指挥抗倭多年，颇有成效，如今又有兵马钱粮支持，控制大局并非易事。只是此次倭寇分多处登陆，又有内应相助，围剿已从内海上岸的倭贼，尤为迫切。

　　浙江布政司已命当地各州府县衙门，有序组织当地百姓撤离，并统一安排临时居所，安排吃住用度。

　　此举用意再明白不过：既可令百姓免受惊扰，更能让朝廷将士放开手脚去与倭贼决战。

　　锦衣卫北镇抚司千户石成率百名属下先行，英勇千户所千户林宗武所率的千余名将士紧随其后。

　　为免于一路调换马匹及惊扰百姓，两支人马从天津海岸登船，顺风顺流、一路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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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翰林院出来后，仲逸径直去了裕王府，东南抗倭之事目前还影响不到翰林院，他这个侍读，依旧要去王府‘侍读’。

　　眼下朝中议论最多的还是倭贼，内阁六部如此、都督府如此，裕王府自然也不例外。

　　相比以往，此次抗倭似乎多了些看点，仅是有人做内应一项，就足以令人遐想，一旦开始彻查此事，比战事更为耗时，更为复杂。

　　相比有些帝王子嗣众多的情形，裕王几乎连个竞争对手都没有，那九五之尊的大位非他莫属，但他的处境却也好不到那里。

　　来裕王府侍读后，仲逸与这位后继之君也渐渐熟悉起来，朝中人人皆知，皇帝朱厚熜表面对自己的这个儿子很冷淡，或许因其他皇子的缘故，也或许是朱厚熜听信了什么说法。

　　在仲逸看来，这些说法并不足以为信：朱厚熜心中已有继位人选，且早有部署。

　　单从朝中与裕王府有关的人来看，高拱跟随裕王多年，在王府侍讲近十年之久，深得其信任。

　　如今高拱已拜文渊阁大学士，另有徐阶、张居正等人也与裕王府来往甚密，当初，高拱就是徐阶举荐。

　　这三人如今已身居高位，他日裕王朱载垕继位，势必会更为倚重，执掌大权不在话下，身为皇帝的朱厚熜自然能看的明白，看的透彻：他有意为裕王府栽培势力，其中之意自不用说。

　　做翰林院侍读以来，仲逸一直在琢磨此事：前车之鉴，如今，他做了裕王府的侍读，又是不是皇帝特意安排呢？

　　在此之前，朝中一直流传说仲逸背后之人正是皇帝朱厚熜，正因为此，他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庶吉士升为六品侍读。

　　这种说法是有‘充足’理由：当初，博野县繆大柱夫妇被杀一案影响甚大，朝中几乎人人皆知，这本是由刑部等三法司查处的案子，皇帝却交由北镇抚司查办，而且明面上由仲逸督办。

　　此事之后，他也提前结束庶吉士的考核，升为翰林院七品编修。

　　后来鞑靼军南下来犯，直逼京城，去与他们谈判的也是仲逸，连同去大同府核查平虏将军仇鸾怯战一事，亦是如此。

　　按理说，这样的差事，更落不到仲逸的身上，尽管依旧有北镇抚司查办，但明面上依旧由仲逸领了钦差副使的头衔，回京后，他便由七品编修升为六品侍读。

　　如此破例安排，让人不得不有了这样的说法：若非皇帝有意为之，恐怕再过五年，仲逸也做不到六品。

　　也正是因为此，有了另外一种说法：仲逸被派到裕王府做侍读，是为‘盯着’王府，一种类似锦衣卫的角色。

　　侍读不仅可以出入王府，更能与裕王对话，所谓文如其人、坦露心迹，久而久之谈古论今，仲逸自然能‘读出’裕王心中之想。

　　此举，远比锦衣卫密探来的直接、透彻。

　　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共识，起初，就连仲逸本人也隐隐觉得似乎有些道理，直到前些日子师父凌云子来京后，他才知道此事并非如此。

　　按师父所说：世上之事，大多不会只有一种选择、一个目标、一种结果，往往在起初有多种谋划，每种谋划之后又有各种应对之策，只是情势多变，意外大多不为人力可控，事情的结局，也就有了多种可能。

　　而最终的结局往往并非起初所愿，至少不全是。

　　据此，也就不难理解：皇帝朱厚熜派仲逸到裕王府侍读，或有为王府留有一双‘眼睛’的打算，也或许确有为这位后继之君培养新人的计划。

　　当然，或许两层意思兼有之。这要看他自己如何去把握了。

　　裕王府，王府侍卫来报：去客堂喝茶。

　　仲逸心中不由笑道：今日，不用去后花园种高粱、大豆，也不用去木亭下对弈了。

　　“今日，我们就不读书了，眼下东南倭寇来犯，朝中所议皆是此事”。

　　朱载垕笑道：‘咱们也说说这抗倭之事？如何？’。

　　这并不意外，说起抗倭，仲逸还真有话说。

　　单论战事，无非兵马、钱粮这些，但此刻既不在两军阵前，更不是在运送粮草的路上。

　　“殿下，说起抗倭之事，时有来犯，时有狙之，来了灭之，灭后复来，反反复复，从来都不消停”。

　　仲逸抛了一句：“难道，除此之外，就再无别的路可走吗？”。

　　明眼人都能品得出来，这是在等裕王的看法。

　　“既来之、则灭之，有何不妥？”，朱载垕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难道？我们也学他们，打到倭国去？’。

　　这话说得，该如何应答？

　　“殿下，下官斗胆，有些不成熟的看法”。

　　仲逸试探的说了一句：“若是能开海禁……”。

　　没错，是关于海禁的事儿。

　　在大明，这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也是一个极为微妙的话题。

　　太祖皇帝朱元璋曾下旨寸板不得下海，永乐大帝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历史壮举，但只限于朝贡贸易。

　　如此，也并未为百姓带来太大的利益，与沿海各国厚往薄来、大加赏赐，间接也是一种负担。

　　从此之后，朝廷对海禁多有变化，但还是以强化为主，到嘉靖帝时期，已是高度强化。

　　“仲侍读，此处就你我二人，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朱载垕自然看出仲逸的心思：“就事论事，只要为朝廷大计，总是可以说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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